100余年之前的长沙南门口社坛街，有一所专门服务于盲女生活、学习的免费公益学校——长沙瞽女院，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四所特殊教育名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是几位德国女传教士，她们既是身份特殊的异乡人，又是充满仁爱之心的开拓者，还是满怀好奇心的记录者。她们拍下的民国长沙盲女生活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长沙瞽女院正是今天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前身。据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党委书记张锡介绍，这些珍贵的照片本来已在文夕大火中付之一炬。但传教士们曾将照片带回德国。2008年，学校100周年校庆之际，一位德国人在一家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图片，重新拷贝、翻译交给学校。

　　她们曾带着盲女在船上住了八九个月

　　 1908年，德籍女传教士甘蒙安和顾蒙恩（均为到中国后取名，下同），发现许多失明的女孩流落长沙街头。她们动了慈心，想收留她们，给她们一个家。

　　 一天，她们在街上遇见一个中年妇女毒打一盲女孩，于是上前劝阻。不料，那女人怒气冲天地说：“这瞎子无用，我不要了，给你们算了！”说完，扔下盲女孩就走了。两位教师就把盲女孩领回自己家里，给她取名顾贵珍。

　　 不久，湖北某县的传教士又送来一位盲女孩。她比贵珍大，教师们给她取名马利亚，称她为大姐，贵珍为二姐。教师们又连续地收留了三姐、四姐、五姐，这便是“瞽者之家”的开始。“瞽者之家”渐渐扬名，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又送来不少盲女孩，有的年龄更大一些。于是，她们不再按年龄排列，而是彼此之间唤着姓名称姐妹。“瞽者之家”就设在长沙南门口社坛街的一个福音堂内。

　　 1909年，长沙掀起反洋人、烧教堂运动。“瞽者之家”被解散，盲女孩们流落街头。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女教师们冒险进城，找回了七名失散的盲女孩。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四岁女孩，在混乱中不知去向。教师们再三托人寻访，直到第三天在一家铺房里找到她。

　　 因为害怕市民再次反扑，又因教堂已经被毁坏，两位教师就找来一条小船，带着八个盲女孩住在了船上。直到过了八九个月，长沙秩序逐渐好转，教会也得以恢复以后，才迁回长沙。1910年，“瞽者之家”从社坛街迁至学院街。

　　一战时被勒令回国她仍初心不改

　　 不久，创办人顾蒙恩因为体弱多病，不得不回国休养；甘蒙安也因工作需要，被调离长沙。照顾盲女的担子落在了另一位德籍传教士樊贵英身上。

　　 她不仅担起了这一重任，还连续不断地增收新的盲女孩，由八个到十个再到二三十人。“瞽者之家”的教师开始采取订课程表、分班次的方式，将孩子们按年龄大小组合起来学习，这就近乎办学了。于是，“瞽者之家”易名为“瞽目学校”。

　　 虽然组织形式变了，但其宗旨和性质并没有变。学生都以校为家，刚入学时一律是享受供给制，人人平等。吃饭穿衣都由校方分配。上午开设三个小时的文科课程，学习内容以小学教材为主。下午开设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课，以编织、纺纱、织罗为主，产品有纱带、手巾、花边、桌布等。课后学生进行室外活动跑步、游戏、唱歌等。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可自主择业，另一部分学生则加入编织部织毛货，计件获得工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籍教师被勒令回国。得此消息，全校师生痛哭流涕，彻夜祷告。之后，老师们陆续返德，唯有樊贵英不愿丢下这些盲女孩，始终留在长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才为筹集办学资金而短时间回国一趟。

　　 樊贵英回国期间，学校的工作由俄国女教师殷学文代理。次年，樊贵英募足款项后即返回中国。

　　每次有学生去世都是她在床边流泪送终

　　不久，殷学文调离，另一位德籍教师梅树滋被派来协助樊贵英工作，负责管理编织部的生产，兼任护士。

　　 这是一个温暖的家。学校困难时期不得已遣送自费学生回家时，学生们都是哭着离开。盲女们多半体质很差，几乎每年都有因病去世的，在有些年间，一年之内就有两三位去世。每次有学生去世，都是樊贵英在床边流泪送终。

　　 1937年，梅树滋回国休息，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学校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这种种不幸加重了樊贵英的工作负担和精神压力，因忧伤和劳累过度，她身染重病，经医治无效于1939年1月去世，享年64岁，归葬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瞽目学校坟地。直到梅树滋从国外回来，继任第四任校首，学校的秩序才恢复正常。

　　 1941年，日本军队第三次犯湘，学生避难于湖南湘乡。1945年才迁回长沙。期间共办班22个，学生近200余人。1951年，梅树滋等传教士，经香港离境回国，1960年代，他们的后裔曾回到长沙，重温母亲们的青春之路。

　　（据《三湘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