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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有关雾霾的研讨会。会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颜梓清提出来的几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
颜梓清说，她曾组织了几位研究汽车尾气污染的专业人士，走访几家知名车辆制造企业，从中了解到，中国已全面要求新车的尾气排放达到“国四”标准(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市要求达到“国五”标准。而实际上，目前新车采用“目录备案制”，厂商通过纸质材料申报，然后自选几辆车到环保部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通过后上目录就可以批量生产了。上目录的车辆两年内不需要经过“工况法检测”就可销售，也就是说，新车的尾气排放并没有经过工况法检测，是否达标，主要是靠生产企业的信用，这样宽松的监管是否有成效，我们不得而知。
颜梓清很担忧，说目前很多地区尾气排放数据都是电脑合成的“假数据”。数据都不准确，又何谈治理?
我们看到，中国新车排放标准从1990年前国O标准提高到如今的国五标准，10年提高了五级标准;油品质量也在不断升级。但是，我们又看到，由于检测工作流于形式，依然造成大量高污染车还在路上行驶，采用高标准和高品质的油并没有控制住机动车污染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
就在颜梓清告诉我们这些令人担忧的现实的时候，中国的一百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雾霾。而雾霾产生的主因到底是什么，还在热闹地争论中。
有人说，“雾霾主要是煤烟造成的”。可是，北京已完全实现了产能转型和控制煤烟排放，近两年雾霾污染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所以，“煤烟说”欠妥。
又有人说，“雾霾是扬尘造成的”。早些年，京津冀在春天经常会出现扬尘袭扰现象，经过政府大量投入绿化工程，近些年，北京市的扬尘问题基本解决。而扬尘不是有机化合物，且颗粒物较大，不易长期漂浮在空气中，经过风吹雨淋就能很快消失，“扬尘说”也有些说不过去。
还有一种说法，“雾霾是其他地区飘来的”。针对此说法，有学者组织了几个专业人士，连续十几天收集北京市各个点发布的空气监测数据，包括风向、城市中心和郊区的污染量变化状况等，发现在风弱的状况下，从上午九点起，城市中心污染量逐渐上升，到晚上八点左右开始下降，而郊区的污染量相对城市中心要少，如果是其他地区飘过来的空气污染，理应先经过郊区，郊区空气污染应比城市中心污染量高才对，所以“飘来说”也不能成立。
颜梓清的研究认为，目前约10%的高污染车排放了超过了50%以上的污染物。由于机动车排放的是有机化合物，而且是低空排放，又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对人体危害最大。因此，治理雾霾的最佳措施是重点抓“在用高污染车”。
以北京为例，现有机动车约540万辆，按85%为检测合格的正常车辆，排放污染物总量约占40%;约有15%为检测不合格的超标排放车辆，排放污染物总量约占60%。15%的超标排放车辆经过维护保养后，再次检测合格约为12%，3%(约15万辆)为严重高污染车被淘汰;一辆严重高污染车辆的排放污染物相当于10辆正常车的排放量，淘汰3%严重高污染车相当于削减了150万辆正常车的排放量，约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30%。
那么如何揪出“高污染车”?颜梓清以北京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北京现有机动车约540万辆，按满足检测能力要求，最少需建540条环保检测线，有政策保障的前提下，建设期为6个月，开检后就可实时向政府提供检测数据，每月就可对15%的车辆进行强制跟踪维修和对3%的高污染车淘汰，检测半年就可淘汰8万辆严重高污染车，削减5%左右的污染物;检测后一年就可削减10%以上的大气污染，三年就可削减30%以上的污染，我们就可告别“灰霾”了。
问题是，这样的举措是不是能得到公众与决策者的支持呢?
环保NGO绿家园召集人 汪永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