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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口述 邹纬
今年3月，西非再次爆发埃博拉病毒，据不完全统计，自从今年5月塞拉利昂确诊的第一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之后，该国已有3762人感染，其中1057人死亡，786人康复，其余的人仍在治疗过程中。在西非国家，埃博拉病毒感染总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致死总人数将近5000人。
这绝不是埃博拉病毒的首次面世，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曾两度与该病毒交手。埃博拉肆虐期间，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赶赴西非，监控病者接触过的人群、做传染病研究、宣传防病知识、安慰病人和家属、隔离、治疗、运营救护车、对病者房屋进行消毒、埋葬死者等。
无国界医生组织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该组织的资金主要由私人捐助。他们的工作目标是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医疗援助的人，他们提供迅速而有效的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不受种族、宗教及政治等因素所影响。
无国界医生组织每年需用2亿美元营运经费，大部分经费由大约200万个热心人士捐赠。财政上的独立，确保了该组织在道德及运作上的独立及自主性。其余的经费来自国际组织，如欧共体、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及个别国家或地区的政府。
邹纬，作为无国界医生此次对抗埃博拉援助队伍中的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志愿者医生，向《公益时报》记者讲述了那段日子中不为人知的苦辣辛酸。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邹纬/口述
“事实就是这样：埃博拉让西非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迅速陷入了恐慌的氛围。在偏远乡村的集市上，MSF的车辆不再那么受欢迎，甚至有人指着我们说：那是埃博拉车。”
——邹纬
改不了的风俗
来塞拉利昂之前，我在阿富汗。
那是2012年10月，我开始了在“无国界医生”(以下称MSF)的第一个服务项目。抵达前我接受培训，被告知绝不允许使用摄影和录像设备，一是信仰的原因，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女人不能随便拍照;二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甚至不能单独外出，外出时必须乘坐带有明显标识的MSF的车辆。
整个项目几乎是封闭的性质，在我来之前，曾有炸弹在医院里卫生间爆炸，导致医院一度停开8个月。
我是儿科医生，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18年。来阿富汗之前我很难想象，困扰这里儿童的最常见疾病竟然是营养不良。
许多新生儿体重过低，有一个产妇生了三胞胎，其中两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最小的一个在病房住了33天，体重长到1.2公斤。还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养了26天，每天靠趴在妈妈身上维持体温(医院恒温箱数量少)，他妈妈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抱着他，他在体重涨到2.2公斤时出院。
当地护士告诉我，营养不良的患儿也不是每年都一样多。要是罂粟的收成好，病人就会少一些。而我在的这一年，刚好政府之前摧毁了一些罂粟田，所以病人数量特别多。
塔利班、毒品种植、缺医少药，这些预料之内的状况都没有给我带来冲击，但“拒绝母乳喂养”的风俗却让我深陷无力感。
项目所在地的人们认为产妇生完孩子40天以内的母乳是不干净的，他们习惯喂给新生儿绿茶和糖水。我接收过一对双胞胎早产儿的急诊，体重低、血糖低，严重营养不良。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体重有增长，体温稳定就出院了，可出院不到一个礼拜又回来，因为回到家里以后，产妇还是不喂孩子母乳，只喂绿茶和糖水。我很难过，最后这两个孩子死在了我们病房。
阿富汗项目结束后，我休整了一段时间，2013年10月，来到塞拉利昂的一个常规项目点，工作到今年7月。其实早在今年3月，埃博拉在西非被发现时，我就想到疫区去，但医院的院长不放人。所以项目期结束后，我回国呆了三个星期，当MSF香港办公室的人力资源部门发给我OFFER(到疫区工作的邀请)时，我马上就答应了，又飞回塞拉利昂。
不能火化的尸体
我接触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人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在MSF的临时隔离帐篷里。他的症状是不停地呕吐和腹泻，我试着给他静脉补液，但效果并不理想。没有流血的症状，他很快就去世了。在我接触过的埃博拉死亡病例里，大约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没有七窍流血。
男孩的尸体在殓房停了三天。因为尸体处理好以后，要等政府医院或红十字会的车子拉走，到远离村庄的地方统一埋葬。但车子有限，不是每天都能到达我们项目点。
在疫情蔓延的疫区，收尸是一份复杂又令人心碎的差事。项目点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尸体收集：穿着防护服把尸体放进双层的收尸袋，用0.5%的氯溶液喷洒消毒病人接触过的一切东西，包括桌子、椅子，甚至墙面，私人物品和无法消毒的直接烧毁。
病毒感染者的遗体也会传染病毒，所以在感染人数众多的利比里亚，对遗体的处理方式是实施安全的火化。但塞拉利昂是穆斯林国家，超过60%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即便是靠行政手段，火葬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许多家属要求取回自己亲人的尸体，当然，无论他们如何哀求，都不会获得许可。通常，我们会花上几个钟头向家属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医生的作用
我们随便就可以在网络上查到：针对埃博拉病毒无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康复率低于40%。埃博拉病毒感染初期，会出现发烧、肌肉酸痛、身体虚弱、头痛和喉咙痛等症状;中期常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功能失调和肾功能失调等症状;在末期，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内出血、外出血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疫区的每一天，我们都跟尸体打交道，听起来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也没有时间害怕。
埃博拉无任何疫苗或治愈方法，针对它没有真正的专家，也不论你是哪个科室的医生。我们只能为病人提供隔离和好的支持治疗，原则上不做静脉穿刺，如果病人缺水严重，也考虑做静脉补液，其他方面就是针对不同症状的治疗，止吐、止泻等等，不同类型抗生素的使用。
有时，我们也铤而走险。中心曾接收过两名孕妇，一个怀孕7个月，一个怀孕9个月，孩子都已经死了，但孕妇的情况还不错。我们当时没有妇产科医生，中心没有分娩室，并且做引产的过程极其危险，会出现大量液体：血液、羊水、分泌物，里面都含有高危病毒。后来我们在其他医院借了分娩室为她们做了引产。很欣慰的是，她们最后都活了下来。
埃博拉的康复率低于40%，所以病人提出所有生活上的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一名来自菲律宾的护士甚至会半夜给病人烧水泡茶。我们的第一批病人里有三兄妹，他们的哥哥在政府医院工作，因为防护措施不足，所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传染给全家，一家人死了8个，三兄妹住到中心以后，每天的要求都不一样，今天想吃黄瓜，明天想吃辣椒酱，后天想吃木薯叶子，我们很乐意为他们准备，他们有食欲说明体征很好，最后三个人都熬过来，住了一个半月以后，出院了。
当然，令人心碎的故事也常有发生。中心接收的年龄最小的埃博拉病人只有8个月。他第一次来中心时跟妈妈一起，他们村子里有90%的人都感染上了埃博拉，他妈妈做血液检查查出是阳性(病毒携带者)，但他没有症状，我们就把他送到了红十字会办的孤儿中心里。过了三天，红十字会的人打电话来说他开始发烧，我们又把他接回来，特意给他做了一张小床，放到他妈妈身边。但是他妈妈情况很糟糕，每天偶尔起来吃个饭，剩下时间几乎都在睡觉，对孩子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反应，很淡漠。这个孩子的照顾都靠我们，包括医生、护士，甚至打扫卫生的阿姨，每个队伍进到病房都会看他，帮他喂饭、喂水、换尿布，他除了发烧以外没有什么症状，我们都抱着巨大的希望，觉得他可以熬过来，但没想到几天以后他还是死了，那么小，我们都很伤心。
穿着防护服拥抱
这场也许是史上最严峻的疫情日复一日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它使每一个身处疫区的人都变得万分谨慎。在进入隔离区之前，我们必须穿上防护服，带好眼罩、口罩、头罩，每一寸皮肤都不能暴露在空气里。埃博拉的传播途径主要靠与病人的接触，哪怕是一滴汗水都可能传染病毒。因此我们的项目是“无接触”项目，核心的指南就是谁也别碰谁，握手也不行。
后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穿好防护服后，彼此拥抱一下。目前MSF在西非的埃博拉疫区共有3300多个员工，有23名被感染，其中13名不幸去世。在严格的防护措施下，有这样拥抱的机会对我们也很难得。
项目的隔离区分为高危区和低危区，之间有两层护栏，离得最近的地方是送饭的位置，相隔差不多两米。高危区里所有的东西只进不出，哪怕是一张纸。我们中心有60多个病人，每天查房病例要修改、病情要记录，全靠脑子根本记不住，我们就先记在一张纸上，查完房，就站在送饭的位置，让低危区的的护士拿着另一张纸，我们口述查房结果，一项一项说，护士一项一项记。
每天最难熬的，就是你已经穿着防护服查了一个多钟头的房，然后记病历还得喊十几分钟。隔离区内禁止通风，室外温度已经有三十几度，室内非常非常热，病人大都半裸着，你裹在防护服里不透气，感觉随时会脱水。
病人吃饭时，护士先穿防护服进到高危区，把病人的碗盆清洗干净，然后放到送饭地方的桌子上，外面的食堂师傅用长柄勺把饭菜一勺一勺舀进去，勺子绝对不能碰到盘子碗，打好以后，护士再端给病人。瓶装的水、饮料就直接从低危区扔进来。总之就是里外不能有任何接触。
偏偏塞拉利昂又是一个热爱肢体接触的国度，我在之前的项目点，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个人拍肩膀。让他们跟亲人朋友保持距离非常困难。
但事实就是这样：埃博拉让西非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迅速陷入了恐慌的氛围。在偏远乡村的集市上，MSF的车辆不再那么受欢迎，甚至有人指着我们说：那是埃博拉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