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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2015年11月12日，王振耀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手中接过校长聘书
2015年11月12日，北京钓鱼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仪式。比尔·盖茨、马云等数十名中美慈善家如约而至。
“五年前我不会想到可以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可以调动这么多资源办这样一个学校。”11月1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办公室，院长王振耀对记者如是说。此时，他的身份已经又多了一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2010年初，王振耀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民政部打了请调报告，辞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当年6月，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正式开启了一名学者型官员向学术机构负责人的转型之路。
生于1954年的王振耀已年过花甲，却全年无休。接受采访的两个小时里，不停有人找他签字、汇报、请示……老人说，休息是个大问题，所有晚上和假期的时间都被工作占了，比在民政部时起码忙了两倍。“很多公益慈善活动在星期六、星期天，还不仅是北京的，全国各地，我就早晨飞过去，晚上飞回来。”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起码再干五年，这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任期就是五年。”
据了解，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上月末经深圳市教育局批准设立，开办资金为1000万人民币。发起倡议的五家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将在这五年内以每家每年200万美元的方式向学院主办方——深圳市亚太国际公益教育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
(下文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简称“公益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简称“研究院”)
《公益时报》：据了解，公益学院注册一路绿灯，所用的时间很短，注册走在了团队搭建之前。那目前员工的情况如何?
王振耀：团队正在搭建，今天(11月16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比尔·盖茨来的时间是定的，所以学院注册走在了团队组建之前。现在搭建团队不像五年前，五年前只有几个人筹备，现在有研究院的几十号人，将来研究院的一部分人也要挪到那边(深圳)去。
(据了解，当日的会议已经初步决定将研究院的养老研究中心、学务管理中心等几个部门分流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其中学务管理中心负责招生工作。)
《公益时报》：工作人员在北京办公?
王振耀：办公地点现在是深圳加北京两地。一部分人肯定在北京，因为初期教材、课程等的开发，北京这方面的资源优势更大。但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将来深圳肯定有校区。Ray Dalio(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理事瑞·达利欧)他们也说了，可以捐钱盖教学楼。
深圳市以开放的姿态把比尔·盖茨这群人拉过去，当初就承诺了一些优惠的条件，包括注册、教育用地等各方面，所以将来的基地一定在深圳。
《公益时报》：作为中国首家国际公益学院，长期看来，学院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定位?初期会拷贝研究院的发展模式吗?
王振耀：不会，必须在此基础上发展。公益学院直接吸收了研究院这五年的成果，要有一个质的提升。师资力量、教学资源都要向世界一流看齐。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五年内，建一个有国际水准的公益领域综合性的学院或者大学，可以授予学位的，现在研究院是只有学历没有学位的。
因为有比尔·盖茨的支持，有各个慈善家的支持，实际上也有教育部、民政部的支持，这么好的资源，你要做小了就可惜了。所以大家都感到挑战很大，压力也很大，你要真办一个公益界的综合性大学，是要很多设计的。现在我们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非常非常紧张。
《公益时报》：研究院是2010年6月成立的。五年的时间很快，对比五年前，您会觉得这次公益学院的组建，大到资源调动小到活动举办，比五年前更有经验更容易吗?
王振耀：当然比五年前容易，容易太多。五年前我自己都没有经验，我只有行政工作的经验，跟老师们合作、课程的设计这些经验都没有。现在我们和印第安纳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都有联系、有合作，资源就更不用说了。
《公益时报》：您将担任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一职，同时您还是中国公益研究院的院长。据了解您现在的工作安排就已接近饱和，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中，您会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
王振耀：调整，一定得调整。经过五年的发展，研究院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儿童、养老服务、咨询、培训的任务都越来越重。对于研究院来说，面临的恐怕是改变组织体制，调整工作方式，吸收更多的、更高端的人才。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承担了更大的使命，但这些事情不是靠我一个人做，而是靠大家。我相信优秀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原来的人也会给他们更多的任务和使命，发掘他们的价值，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是相信我们的团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公益时报》：所以会考虑，比如说有一些项目特别成熟了，孵化出一些新的机构来运作吗?
王振耀：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正在准备孵化。儿童的部分就该孵化，养老也该孵化。大的成熟的项目，我都希望能孵化出新的机构来，能独立的最好独立。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将来应该是一个联盟性质的，机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特别是这一次，和比尔·盖茨合作以后，我很感慨。你跟比尔·盖茨先生合作了，还是拿原来的干法就不行。应该有一种微软的那种产品眼界，将来不仅是服务中国，包括亚洲，包括欧洲，乃至全世界，我们的知识产品应该是国际性的，这样才行。
《公益时报》：近两年，陆续有高校设置与公益慈善相关的学历学位或者继续教育的课程，但公益领域的专业人才供给仍严重不均，您怎么看?您认为我国的公益教育专业化处于何种水平?
王振耀：我1999年去美国，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书的时候，有很多NGO的课程，我没学。我选的是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这些。当时我觉得，NGO的那些课程还要学?
如果我知道过十年我要干这个，那我肯定会选择那些课程。有统计，美国200多所大学都有NGO管理的课程。印第安纳大学有专门的慈善学院，主要做募款培训，从1975年开始，全世界想学习募款的人都到印第安纳大学去。在美国我看到有三万多个募款师都是拿到资格证的。对比而言，我们中国的这个公益教育才刚刚开始，关于募款人员收入的问题我们社会上还有争议，距离美国那种专业的程度，差距还很远。
而且慈善何止募款，还有组织运营、项目开发、传播，我们公益机构的专业化程度还需要很大的提高。
《公益时报》：据了解，研究院的公益慈善管理EMP班的生源一直很好，很多企业家、富二代还有基金会的秘书长都来学习。那您感觉，这些人进行跟慈善相关的继续教育，是为了学习哪些方面的知识?
王振耀：我跟你讲，一做慈善，很多人就发现，做好事真难，比做坏事难多了。做坏事，他可以突破边界线，可以无原则。可是做好事，你又要有原则，又要有修养，又要研究它，又要动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光拿钱可不够，得让这个钱花得值。人脉也得有，专业技能也得有。还得了解慈善的基本知识，既要了解注册，又要了解领导力，所以想做好事，要学的东西太多。
慢慢你会发现，光学慈善的知识还不行，还得学美学，要懂得欣赏，了解各种文化、礼仪。比如说和娇兰家族谈话，你去跟他谈慈善，不了解香水行吗?连我都发现，我在很多领域是空白。
特别是慈善家，要把自己的钱花得有价值。得自己会花，自己的孩子也会花，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这样有传承、有修养。那就得学，了解人家慈善家族教育子女的方式。
《公益时报》：现阶段，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王振耀：我个人感觉近五年公益领域的国际间合作有了飞速的进步，国际公益学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当然不仅仅是这个。中国的公益机构也走出去了，特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都已经走出去，在海外有项目。
包括“巴比晚宴”在内，中外慈善家已经有了很多交流。中国的慈善家和世界顶级的慈善家已经开始了交往，尤其是国际公益学院成立以后，开始了一种机制性的、合作性的交往，并且这种交往获得了对方的尊重。我称这次合作是中西方文明的一次机制性的无缝对接。
至于说跟其他领域相比，不能说超过其他领域，但这五年的发展速度相当快，甚至别的领域在一些方面也可以借鉴。因为中国的慈善家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口头的，而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讨论合作，支持你。比尔·盖茨说他有钱，但别一下拿太多了，我们要平等，每个慈善家都出一样的钱。还说在中国做事情，一定要让中国人主导，他甘愿当配角，就是来给你服务。
《公益时报》：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的项目很多，你本人也考察过很多国外的公益机构。那么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现在的公益发展水平是什么状况?有没有哪些方面是优于其他国家的?
王振耀：我给你比较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公益现在处于一个很不均衡的状态。我自己有切身体会的，你说我们中国的救灾装备先进吗?在全世界看来，我们是相当落后的，我们地震后的那些设备、交通工具，比起俄罗斯、美国、法国都差得多。我们也没有那种职业化的行动部队，俄罗斯的紧急救援部队就有五十万人，中国的专业化救援团队跟人家一比差距太大了。
但中国的救灾系统，尤其是国家四级应急响应体系，应对了汶川地震，应对了大大小小的地震，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后来欧洲、美国，很多发达国家都来学，甚至日本，在3·11大地震之后，还专门把我请到灾区工作了一星期，为他们提建议。
不是说整体落后就所有方面都落后，永远落后。我认为现在中国慈善界学习的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很多论坛请的都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正像我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快速地跑着，要走完人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信息化的道路一样，我们现在有可能再创造一次奇迹，一次慈善奇迹，就像创造经济奇迹一样。当然，慈善领域有许多方面，甚至绝大多数的方面，还是要向国际社会学习的。
慈善法是一种公共道德建设
《公益时报》：10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11月份，大家都在讨论慈善法。您对于这部法的出台持何种态度?对于当下的这种热烈讨论的氛围，你怎么看?
王振耀：我对慈善法看得很重，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几千年历史上，行善都是个人的事情。
慈善法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法来倡导公共的善，它是一种公共道德建设，我认为它改变了一套我们的公共伦理。
有不同的声音也很好。你看美国志愿服务法都已经四五部了，还在不停地修。然后又弄什么遗产法，收遗产税，就是让逼着你行善。咱们现在要说用法律逼着谁行善，肯定大家接受不了。可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关于遗产税争论得多厉害，就是让你行善。所以我很看重这部法，也很看重这种讨论的氛围，应该在社会上更广泛地讨论。
《公益时报》：讨论就是传播。
王振耀：对。慈善领域这些年乱，主要是乱在边界不清。好比进行足球比赛，它边界不明。到底哪儿叫出界，哪儿叫不出界，争得一塌糊涂。这次是把大边界画出来了，就是画了一条慈善大道，这个了不得。
《公益时报》：那您认为慈善法出台以后，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王振耀：慈善法把慈善大的边界划定以后，其实是为慈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都注入了社会价值，各个行业跟慈善都是相通的。好比一个杠杆，可以撬动各方各面的资源。比如公益信托，就是撬动金融的杠杆。
还有很多，慈善法出台以后恐怕会有一个巨大的产业效应。在一些国家，从事慈善相关工作的人口可以占到就业人口的10%，产生的GDP占到全国总量的5%。我们呢，慈善服务的生态形成以后，占到2%、3%，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公益时报》：公益慈善产业化的趋势已经显现?
王振耀：这是个巨大的产业。到底有多大?有的国家从事慈善相关工作的人口可以占到就业人口的10%，我们要达到10%还得了，现在有8亿人就业，10%就是8000万人就业。
可现在才多少，我们60万个社会组织，你算算一个组织平均十来号人，可能多的有几百号，小的可能就两三个，从业人员600万。假如说你翻十倍，这是什么概念，6000万人。下一步发展，要把各种服务再带动起来，包括志愿服务，这将创造多少GDP?它这个社会力量很大。我觉得法立完之后，中国社会会有巨大的一次提升，这个法的社会作用、经济作用都很大，我对它寄予很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