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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6月12日，一份名为《中国绿色经济展望：2010—2050》(以下称《绿色经济展望》)的研究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下称“环境署”)资助，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称“中信所”)组织完成的报告，基于T21(美国千年研究所开发)环境发展模型，对农业、森林、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城市生活垃圾、城市交通、水泥产业等7个行业从绿色经济的角度进行界定，模拟这些行业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需要的绿色投资额度，带来的绿色就业数量，以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整体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教授指出，要想实现绿色转型，除了政府政策引导外，民间力量推动和公众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迫在眉睫的绿色转型
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在使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水、空气和土地等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污染问题。
根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环保部，2014)，中国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十大流域的1~3类、4~5类和劣5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71.7%、19.3%和9%;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9.6%。
在空气方面，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数为35.9天，比2012年增加18.3天，我1961年以来最多;74个重点监测城市如果按照新空气质量标准衡量，仅海南海口、浙江舟山和西藏拉萨3个城市达标，达标率仅4.1%。
同时土壤、耕地环境质量堪忧，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2.9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0.7%。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突出表现为工矿污染压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剧，畜禽养殖污染严重。
此外，中国海面临严峻的碳排放约束。对比2009年中国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5倍，并且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2050年全球升温幅度要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留给中国的排放空间将极其有限。
基于此，中国必须要进行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中的民间力量
身为国际NGO“可持续发展联盟”中国项目官员的潘佳丽最近都在江苏和北京两个地方之间奔波。她正通过中国可持续供应链能力建设项目与江苏省境内的相关纺织生产制造企业探讨，在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运用新技术、新工具、新渠道来促使企业原材料采购绿色环保，生产过程节能减排，废弃物排放减少污染，以最终推动实现生产产品的绿色化，并帮助企业提升对可持续性生产的自我评估。
潘佳丽得知环境署《绿色经济展望》这份报告后表示，要想达到报告中模拟的绿色环境状态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为了推动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我们最终希望生产企业在采购和生产环节实现绿色转型，更好、更快地淘汰落后产能，这也算是对绿色经济所做的贡献。”潘佳丽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NGO作为政府、企业外的独立第三方，不仅提供有科学依据的方案，也成为沟通的桥梁。如可持续发展联盟，引进国际先进可持续理念到国内。NGO同时还在推动公众增强环保意识等方面扮演着倡导和传播者的角色。”潘佳丽补充道。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数量庞大的生产制造企业产出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纺织品，年出口总额高达两千亿美元。中国的纺织服装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代表，其绿色转型会对中国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于此同时，一些国际性NGO为绿色经济转型去影响企业采购、生产环节，而另外一些NGO开始向企业发展端探寻绿色经济的转型方案。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简称“绿色流域”)是一家来自云南昆明的环保NGO，该组织负责人于晓刚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在2013年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他推出的“绿色信贷”概念，引起了很多NGO同行的兴趣。
据记者了解，绿色信贷是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对于淘汰类项目，应停止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从源头上切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有效地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条，遏制其投资冲动。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式。
“通过经济杠杆来推动以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模式向绿色经济模式转型这是一种有效手段，民间NGO作为政策倡导方每年都会到各大银行进行游说和恳谈，希望信贷业为此作为改变，最终推动环境改变。”于晓刚说。
“目前，绿色流域已经公布了一些污染企业的名单，也有数十家银行响应了绿色流域的倡导，今后将不会向那些污染重、排放高的企业发放贷款。”于晓刚补充道。
公众参与效果欠佳
“绿色经济转型首要的可能还是政府层面的倡导，让政策来影响绿色经济，但公众参与也很重要，就目前情况来看，公众参与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金周英说。
金周英表示：“在国外，公众参与被认为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一环，很多公众参与的民间力量能够作为独立第三方承担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工作，同时国外的政策体制也给予这些民间力量足够的发展空间。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之路还很长，主要还是政策层面的影响较多。”
而一份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2013年民间组织维权报告中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环境事件中的公众参与效果并不好。
2013年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枢纽机构，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总共向各级法院起诉8起环境侵权案件，但这8起没有一起得到立案。
“这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公益诉讼其实正是公众参与环境维权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这样的现实摆在面前确实很无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讼部主任马勇对《公益时报》表示。
据记者了解，2012年，云南省曲靖市发生严重的铬渣污染事件，民间NGO自然之友和重庆两江志愿者协会作为原告将污染方曲靖市陆良化工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民间NGO公益诉讼案件。
在起诉之前，这两家NGO为了参与到公众环评环节颇费周折，但最后效果并不理想。
“大、小环保部门都找过，云南省曲靖市环保局、云南省环保厅，前者称并不熟知NGO，后者挺客气但也没给啥说法，没有民间公众参与谈何绿色转型?”自然之友李波说。
在环境公益诉讼艰难前行的当下，绿色消费对公众而言或将成为一个突破口。《绿色经济展望》提出，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公众绿色消费。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能源消耗的重点都是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从工业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引导公众绿色消费，可以有效节约资源。
公益时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