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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基金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自2010年以来，我国基金会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据中国社会组织网）■ 本报记者 王勇
作为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主体，基金会在近十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09年，我国的基金会还只有1500多家，到了2019年，截至第3季度，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7469个。
然而，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增长。“社会组织(含基金会的数量)的确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它们的能力却未必也与经济发展水平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正相关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表示。
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带来的红利，我国的基金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进入新的四十年，我国的基金会能否实现从有到强的跨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国内矛盾冲突不断，经济下行压力变大，在这一背景下，基金会需要如何自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体，我国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85万家。作为85万中的一小部分，7000多家基金会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1月22-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以“坚守初心、共谋发展”为主题对此进行了回应，基金会需要在公益生态与社会生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建立基金会的N个初心
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时代的变迁、政策的演进、财富的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主体进入行业参与发起基金会，也让基金会的面目变得更加斑斓。
“扶贫基金会的初心就是扶贫，就是要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是后来者，初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表示。我国最初的官办基金会大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样，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愿望，希望可以通过基金会筹资做社会事业。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一部分通过教育改变的命运的人，出于感恩与回馈的想法，开始了个人的帮扶，“扶贫济困、帮助弱者，是很典型的个人慈善。做了几年以后有了条件，自己也有新的认知，就成立了基金会。”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帆表示。
一部分掌握了专业能力的人在工作之外，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所长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进入了公益行业。北京爱的分贝基金会理事长王娟和主持人朋友们一起投入了听障儿童帮扶工作，“和我们职业非常相关的群体就是听障群体。”随着工作的深入，最终成立了基金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出于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等多种原因，也纷纷发起设立企业基金会;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出于回馈社会、财富传承、推动社会进步等想法，出资成立了个人、家族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的创始人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要健康的运转必须有三大部门能够协调在一起工作。中国的第三部分是非常弱小的，因此希望推动中国的民间公益能够发展壮大。”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表示。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出于回报祖国、造福乡里、宗教信仰等一系列想法成立基金会的。基金会的初心可谓是五花八门。
在发展中调整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成立了基金会，随着基金会所面临的的环境、问题的变化，基金会在具体工作中都需要面对变与不变的抉择。
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的壹基金在发展过程中就经历了三个阶段。
据壹基金秘书长李弘介绍，2007年至2010年，为了促进更多人参与公益，壹基金主要是办论坛、实施典范工程，寻求一切可能促进让更多公众参与捐赠的途径。“希望让公益这件事更轻松、简单地递送到公众的面前，公众可以很低成本，低门槛的参与。”
2011年至2015年，壹基金开始靠品牌吸引公众参与，落地到要有自己的项目，要通过项目来赢得捐赠人的信任。“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既做好品牌又做好项目。”李弘表示，“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讲，想做一个周期很长的、带来系统性、持续性变化的项目很难。你的捐赠人、你的背后的资金方可能都等不及你三年五年这个周期，他们都希望当年就有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2016年至今，壹基金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希望推动基于信任的捐赠。“这个对公募基金很难，但是还是要向信任和信仰推进，这样才会让项目有更长周期的规划。对出口来讲则是如何更好地带动支持县域组织，让没有公益组织的地方有更多的公益组织生根发芽。”
在这一过程中，壹基金的初心没有变，但是实现初心的战略与措施在不断调整。从搭建渠道到实施项目再到资助、支持行业生态建设，资金的使用方式与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成为资助型基金会?
实际上，大多数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为了实现初心，募集的资金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资助其他的公益组织执行。
中国的基金会大多选择了自己去执行项目。“美国的基金会有10万多家，自己有钱自己花的运作型基金会只占4.3%。美国的基金会是撒钱的机构，而中国的基金会是吸金的机构，其中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吸纳了大部分捐款，主要是自己用。中国7000多家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不到1%。”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
是什么让大多数基金会都选择了自己执行而不是资助呢?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基金会就没有基金，欧美意义上的标准化的、占主流的基金会，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保值、增值，第二个就是资助。这个价值观，到我们这里就没有沉下来。”
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呢?“刚入场的时候作为公益体验是可以，长期是不可取的。”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表示。
孙春苗认为：“自己花出去放心，我要跟我的受益对象见面，从积极角度讲，我想有深度的公益体验，接触弱势群体。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是存忧的，因为强调的不是信任。信任的话，会相信有人做得比自己更专业，在具体的问题上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那么多踏踏实实正儿八经在村里干活，在田间地头干活的人拿不到钱呢?”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也发出了这样的叩问。
如果基金会全都是自己筹款自己执行项目，那么和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有什么区别呢?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如果作为基金会都不拿出资源来做行业的支持，那很难想象资源会从哪里来。”李弘强调。
重新定位再出发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况呢?基金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社会生态、公益生态中的位置。
李弘认为，基金会需要认真考虑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我自己有钱，直接做助学，和我现在把这个钱注册一个基金会继续助学，这个东西没有变化，虽然叫基金会，但是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开始评估钱的有效性，你是直接帮助100个孩子，还是帮助更多老师，还是帮助政策的变化，还是推动当地县域组织做这件事，不同的角度，价值是不一样的。”
“基金会的价值，一个是资源整合，一个是社会变革。”孙春苗表示，基金会是重要的社会调节器，它能够整合慈善家、社会改革家、职业经理人，还有各类的专业人士以及志愿者;很多基金会在刚入场的时候，可能是做具体的扶危济困，作为一个行业刚起步，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现象，长期看，基金会需要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促进社会真正发生变革，让社会能够做到集体的进化。
窦瑞刚则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基金会可能是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没有办法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形成共同的生态，找到第三部门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其实我们就没有价值。”此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任的重建以及知识系统的重建，也是基金会在当下社会中的价值。
“基金会是提倡治本，而不是治标的，比如说‘向贫困的根源开刀’。基金会要有前沿性和社会性。我们要关注社会的发展，推动从无到有，从基金会发起，再到政府接过去，变成一项政策。基金会有灵活性和主动性，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尝试，能够缓解社会矛盾，起到社会稳定的效果，取得发展和平等两者之间的平衡。”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张媛表示。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金会承担着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和草根发展的作用，未来这个作用肯定是必须加强。”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书文强调。
如何才能加强这一作用?“一定要体验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资助型、什么是操作型，有怎么的利弊。经过自己操作，可能更会理解资助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陪伴基金会走这个阶段。” 张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