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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皮磊
■ 本报记者 皮磊
近几年来，为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及精准扶贫，很多企业开始派驻员工定点驻扎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确保企业扶贫措施能够顺利落地。
一方面，让员工深度并持续参与扶贫工作，能够保证企业扶贫计划顺利开展，因地制宜设计扶贫方案，高效调动企业资源;另一方面，员工深入基层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2018年11月，暖锋计划在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举行砂糖橘种植合作社成立仪式，并捐赠150万元作为砂糖桔种植基金。右一为陈若诗
2018年7日4日，碧桂园苗木产业精准扶准项目落地，毛雁指导村民种苗
企业扶贫有哪些方式?
由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社科院联合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9)》表明，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建立扶贫工作组织体系，已成为很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之一。
其中，“产业扶贫”是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作为产业扶贫的主力军，企业凭借自身资源、人力及业务优势，在扶贫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近几年来，为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及精准扶贫，很多企业开始派驻员工定点驻扎贫困村，与村民同吃同住，确保企业扶贫措施能够顺利落地。
一方面，让员工深度并持续参与扶贫工作，能够保证企业扶贫计划顺利开展，因地制宜设计扶贫方案，高效调动企业资源;另一方面，员工深入基层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
这看似是一个双赢的尝试。但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对被派驻到贫困村长期驻扎的员工来说，他们是否担心过自己今后的发展问题?就此，《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几位被企业派驻到贫困地区的驻村员工，试图了解他们对扶贫工作的真实感受。
“扶贫让我学会很多技能”
2018年6月24日，中国领先的财经教育培训公司高顿教育集团在上海总部与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政府签署精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希望通过产业帮扶模式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富宁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战”为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有132个贫困村。为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优势，精准帮扶富宁，高顿教育集团随即启动了暖锋计划公益项目：选派具有创业精神、有想法、有公益热情的优秀员工到贫困村挂职兼任村长助理，负责执行企业扶贫计划。
这些被选派到扶贫一线的员工被称为“扶贫创客”，他们需要根据驻扎贫困村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帮助当地发展合适的种养殖或手工艺产业。
王晓波就是其中一员。
2018年9月，入职高顿教育集团一年之际，王晓波加入了暖锋计划，被安排驻扎到富宁县那能乡那瓜村，服务期为一年。
那瓜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十分不便。除了甘蔗、玉米及八角等农作物，当地没有其他经济作物，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此外，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到广东、广西或浙江等地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这些都是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对当地土壤、气温及降雨量等因素做出系统性、科学性调研后，再结合当地乡政府对全乡产业发展的统一规划，王晓波决定在村子里开展砂糖橘种植项目。不过，一切并不像他最初设想得那么顺利。
“由于村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观念相对落后，一开始和他们沟通起来比较困难，说服他们转变观念更加困难。”王晓波坦言，最初来到村里时他和其他几位创客一样，心理落差都比较大，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踏踏实实做事。
“当地乡政府协助我们挨家挨户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和村民进行沟通。也发动了村里比较有威望的老人协助我们，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在村里的每一天我们都非常忙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征地、测量、土地流转、果树种植、施肥管理等各项工作都要参与其中。尤其是砂糖橘不同于其他的农作物，因为高温高湿气候很容易爆发病情，所以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人员给果树打药。”王晓波笑称，做扶贫工作让自己学会了很多之前不敢想象的技能。
实际上，早在2018年1月，高顿教育集团就开始面向全国招募志愿扶贫专员，经过3个月的招募、选拔、培训等工作，10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暖锋计划”志愿扶贫创客，被派驻到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两个贫困村，并相继成立了“洞波乡里那村刺绣工作室”和“那能乡那瓜村砂糖橘种植合作社”，为当地贫困村民持续创收超过百万元。
“有时候觉得能做的太少”
与王晓波一样，来自碧桂园集团的毛雁也是一位被派驻到扶贫一线的企业员工。不同的是，毛雁驻村扶贫时间更长，经历也更加丰富。在此之前，毛雁是一家纸箱厂的仓储经理，2012年入职碧桂园后开始负责扶贫工作。
目前，毛雁驻扎在广西百色市田东县，负责田东县和田阳县两县的碧桂园“4+X”扶贫模式的开展。其中，“4”即党建扶贫扶志、产业扶贫扶富、教育扶贫扶智、就业扶贫扶技;“X”指自选项目，如健康帮扶、乡村振兴综合体建设等。
刚开始负责驻村扶贫工作时，毛雁也遇到了一个此前并未考虑过的问题：“刚参加扶贫工作时想得都很美好，因为我自己就是农村人。但这么多年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好事不好做’，农村社会矛盾比较多，村民意识比较落后，种种原因导致农村工作不好开展。”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由于不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加之缺乏驻村扶贫经验以及个人能力有限等原因，一些扶贫干部在最初来到贫困村时，内心会有很大落差，甚至产生“深深的无力感”。因此，对这些企业驻村扶贫人员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农民，同村民打成一片，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据介绍，碧桂园扶贫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单个项目帮助阶段，自1997年起，碧桂园通过捐资助学、开办慈善学校等方式持续开展教育扶贫;二是试点驻村扶贫阶段，2010年捐资2亿元驻村帮扶广东清远英德树山村，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苗木产业;三是大规模驻村扶贫阶段，2017年起碧桂园将树山村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广东韶关、潮州、广西百色等地7个贫困村;四是全国9省14县全面推进阶段。
从2018年起，碧桂园把扶贫上升到主业高度，成立了集团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办公室，组建了150余人的专职扶贫队伍，将广东英德整县帮扶模式推广到甘肃东乡、江西兴国、河北平山县等8省13县，开启全国推进阶段。
“碧桂园一直都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造血、可持续的扶贫模式，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政府扶贫的有益补充。现在我们摸索实施的‘4+X模式’也是坚持这一原则。企业做扶贫相对而言更高效，资金使用更灵活，流程也更简捷。而且企业做扶贫更注重实效和产出，一旦开展工作就会集中优势兵力在短期内达到很好的效果。”毛雁说。
作为碧桂园一员，毛雁十分认可企业在扶贫领域的投入和取得的成绩。而对于这段扶贫经历及个人未来发展问题，他既有期待也有一丝担忧：“我学的是会计专业，入职碧桂园之前一直在制造行业做仓储物流。我一直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后来听说碧桂园招扶贫人员我就参加了。”
尽管扶贫工作让毛雁离专业越来越远，但在他看来，人这一生中还是要去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说：“只要有需要，我还会满怀激情地走下去。”
他们背后是庞大的企业资源
在广东省英德市浛洸镇鱼咀村记者看到，碧桂园扶贫工作组将村中原来闲置的老旧房屋改造成了兼具古朴和现代气息的民宿，村中还建有漂亮的咖啡馆、图书室及党建活动室等公共空间。
目前，鱼咀村还在继续修建民宿。在旅游季节，村里的民宿最高价格超过了千元。
碧桂园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合作，由浛洸镇政府、鱼咀村委会、碧乡农业公司(碧桂园子公司)及鱼咀街联合成立旅游公司,共同项目运营。各方分别以服务、资金、项目前期建设、房屋和土地入股，比例为1:2:3:4，盈利后按比例分红，优先解决建档立卡户脱贫问题，实现利润再分配。
在打造乡村民宿的过程中，优先使用当地工人、机械及材料，聘请当地老一辈工匠砌筑房屋，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据记者了解，他们中一些人平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并且都享有五险一金等福利。截至目前，碧桂园已聘请当地76人，直接劳务费用超过40万元，为集体带来直接收益达80万元。跟外出打工比起来，村民们对这种旅游扶贫模式非常认可，一些长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也陆续回到了村里。
事实上，村民们看中的不只是企业派来的扶贫创客，也不是一两个光鲜的扶贫项目，而是这些表象背后庞大的企业资源和系统的脱贫设计。这些，是贫困村自身无法得到的。
在100亿脱贫基金基础上，今年6月，阿里巴巴也推出了脱贫新战略：派遣资深员工前往山西、湖南、贵州、甘肃的四个贫困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定点扶贫工作。这次阿里派遣的四位“脱贫特派员”均是工龄12年以上的资深员工。他们将结合阿里脱贫的五大方向，通过扶持带动产业、培育电商及教育人才、建设互联网体系等帮助贫困县脱贫致富。
作为阿里首批“脱贫特派员”之一的聂星华表示，这是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件终身难忘的、有意义的事，“也希望以后能在儿子面前有个吹牛的资本，在孩子心中树立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榜样形象，希望有一天他的偶像不是奥特曼，而是我。”
不过，如何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确保企业资源和项目能够持续带动贫困地区和群众增收，不只是贫困村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企业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对此问题，王晓波也一直在思考。对他个人而言，虽然项目规定的服务期已满，但他毅然决定继续留在村里。“所有的扶贫创客至少要驻扎一年时间，但是这一年时间见不到什么产出，也不能为当地创造实际效益，就比如砂糖橘要三年才会挂果，三年后才能见到效果。所以我计划在有收益之后、在为村里带来一些改变之后再考虑离开的事情。”
为确保扶贫工作切实帮助到贫困地区，高顿教育集团内部对扶贫创客设计了严格的考核指标。据高顿教育集团董事长助理、暖锋计划发起人陈若诗介绍，在初到贫困村的前一个月，扶贫创客们需要提交至少两份帮助当地脱贫的方案以及今后一年时间的工作规划。
“对于这些方案，公司内部有一套严格的评审机制。除了公司内部人员参与，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导师团队，包括行业专业人士以及公益领域专家等。此外，我们还会要求创客对方案进行路演，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她说。
陈若诗告诉记者，选择首批扶贫创客门槛很高，必须是985、211重点院校毕业，且所学专业要与扶贫工作有一定相关性，此外还要有创业热情和一定的经验。在服务期满后，企业方面将从多个维度对扶贫创客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要看对当地的扶贫效果，包括项目创收、对脱贫攻坚指标的贡献;另外还要看当地群众和领导的满意度，我们会实地进行走访;第三，个人价值观层面的改变。”
对于承担扶贫工作的员工，陈若诗表示，集团将给予其不低于市场水平的薪资待遇，同时保证他们在一年服务期结束后有一个好的归宿。“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当地，我们也很支持。如果他们想要回来或者去其他地方，我们也会尽力安排。这些愿意奉献的员工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这些措施，都可看作是企业为保证扶贫工作的制度化和可持续化做出的顶层设计。在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企业投入扶贫工作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看到实实在在的产出。
近几年来，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影响下，很多企业都推出了相应的扶贫举措，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也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项目同质化、形式单一、流于表面等。
此外，各企业开展项目较为分散，且大多是各自为战，造成资源重复投入和浪费。如何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以合力推动扶贫项目的落实，对很多企业而言或许是下一阶段应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