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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Grace Nanana女孩救援中心正在玩耍的女孩们
作者在肯尼亚内罗毕Southland贫民窟与当地女性交流她们的商业项目■ 邬容易 张源 安星玥 许婧祎
在肯尼亚妇女律师联合会(Federation of Women Lawyers Kenya，简称FIDA)的接待大厅内，不少妇女正拿着文件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工作人员带她们进入房间，期盼着里面的公益律师可以帮她们解决生活的难题。她们知道，这幢白色房子里面坐着的那位女士或许能够重燃她们对于生活的希望。
和这些妇女一样，肯尼亚千千万万的女性都面临着种种困难。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不平等报告》中，肯尼亚的性别平等排名为第76位(共144个国家参与调研)，肯尼亚女性在教育、健康、就业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均面临着不平等待遇。
而像FIDA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是弱势女性的生命之光。目前，肯尼亚有上百个女性赋权NGO组织试图帮助女性摆脱贫困、早婚早孕、割礼、缺乏教育、家暴等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些NGO中的许多自身也面临着资金短缺、项目设计不完善等各方面的挑战。
现状：多维度的帮扶
经济问题几乎是困扰所有肯尼亚弱势女性的最核心问题。“男性的财产继承权永远优先于女性，”FIDA的法律顾问Vivian指出。
“目前肯尼亚仅1.3%的女性拥有自己的土地，”女性维权意识教育中心(The Centre for Rights Education and Awareness，简称CREAW)的执行董事Wangechi L Wachira也如是说。
而肯尼亚女性在土地及财产权方面的限制也直接导致了肯尼亚仅17.9%的女性有资格获得信贷服务。
此外，肯尼亚女性的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根据肯尼亚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在肯尼亚和卢旺达，超过80%的女性从事临时性的非正式职业。而肯尼亚正式就业人群中，女性仅占1/3。
针对肯尼亚女性在经济方面如此弱势的现状，肯尼亚NGO正尝试通过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职业培训、信贷服务等方式，为其实现经济赋权。
Kazuri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专做手工陶瓷首饰的社会企业，在经营首饰业务的同时还致力于给弱势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Kazuri优先雇佣单身母亲，并为雇员及其家庭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障。如今Kazuri雇佣了340多名女性员工，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周边各个贫民窟社区。
经济项目革新会(Economic Projects Transformational Facility，简称EPTF)则致力于帮助肯尼亚女性自主创业以解决贫困问题。EPTP专为贫穷女性设计开发了一套完善的创业培训项目，包括40小时的创业培训课程和为期7个月的实践辅导。截至目前，EPTF已为3000多名女性提供相关指导及培训。
而考虑到大多数贫穷女性缺乏创业资金且无法从传统银行渠道获得贷款的问题，EPTF还指导妇女们成立“桌上银行”(Table Banking)：这是一种创新的团体融资项目，通常由十多位女性组成一个小组，组内成员每月拿出一定数额的收入形成资金池。有需求的成员可从中借款并在还款日连本带息偿还，其他成员则可获得利息收入。以此往复，妇女团体内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流，极大提升了这些女性独立自主进行经济活动的能力。
除了经济地位低下以外，过早结婚怀孕也是肯尼亚女性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在肯尼亚，虽然法定结婚年龄为18岁，但根据肯尼亚2014年人口健康调查，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女孩在18岁前结婚，甚至有8%的女孩在15岁之前结婚。
早婚早孕对这些年轻女孩的身体及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一方面，“由于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不少女孩死于难产，”肯尼亚青少年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dolescence，简称CSA)的执行理事Albert Obbuyi难过地说道。
另一方面，过早结婚生育也剥夺了这些女孩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肯尼亚每年约有30万女孩因早婚早孕辍学，”Albert Obbuyi补充道。
对于上述问题，肯尼亚的相关NGO们在努力寻找问题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希望帮助更多肯尼亚女孩逃离早婚早孕的命运，并获得更加良好的教育。
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文化是导致肯尼亚女孩早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在马赛部落，“女孩被认为生来就是为了嫁人的，”Grace Nanana女孩救援中心创始人Priscilla Nangurai说，“她们在很小的时候便被安排好婚事了，一进入青春期就会被迫接受割礼，随即辍学结婚。”一些女孩因不堪忍受割礼的痛苦及被迫早婚，而选择逃离家庭。Priscilla Nangurai收留了这些女孩，并在2005年成立了Grace Nanana救援中心，为她们免费提供教育、医疗及日常衣食住行所需，目前已累计帮助700多名女孩。
而肯尼亚女孩早婚早孕的另一大原因则是性教育的缺失。
“学校课本里的(两性教育)知识完全不够用”，Albert Obbuyi说，“而一旦一个女孩怀孕就只能辍学，男孩则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为尽可能避免此种情况，CSA研发了一套详细完善的性教育课程，包括情侣关系、避孕方式、艾滋病防护等。如今，约300家学校引进了这套性教育课程。此外，CSA还与社区、医院等相关部门合作，形成了一个性教育及周边服务配套闭环。
除了经济、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赋权，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解决方案。
“其实，女性最大的敌人是往往自我思想的禁锢，”Breakthrough咨询公司创始人、肯尼亚知名女性领袖Patricia Murugami如是说。
因此，肯尼亚现在也有一些NGO正致力于为弱势女性提供权利意识教育及维权支持，以帮助提升女性自己正确认知并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以针对女性性别暴力问题为例，根据肯尼亚国家犯罪研究中心所做的2018年肯尼亚性暴力调查，43%的已婚肯尼亚妇女表示曾经遭受过性暴力。然而，肯尼亚女性律师联合会FIDA的法律顾问Vivian指出，“实际数据比通报的要高得多”。
由于大量女性维权意识的薄弱、医院取证程序不完善导致的二次伤害、公安机关及法院对案件管理不善等问题，“肯尼亚只有14%的性侵犯行为被报告，只有不到1%的加害者最终被拘留”，肯尼亚女性权利意识教育中心CREAW执行主任Ann Njogu对此极为气愤。
肯尼亚女性权利意识教育中心CREAW长期关注肯尼亚女性遭受的性别暴力等问题。其工作人员不仅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等直接的帮助，还通过社区层面的教育和意识宣传开展性别暴力的预防工作，并在国家层面对政府机构进行游说立法，以维护肯尼亚女性的基本人权，促进公平和正义。
在法律援助层面，CREAW与肯尼亚女性律师联合会FIDA建立了长期合作。FIDA是肯尼亚最富盛名的女性法律赋权组织，通过向弱势女性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诉讼建议及辩护培训的方式，帮助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除了家庭暴力以外，其处理的问题还包括监护权和抚养费、婚姻纠纷、就业歧视等。目前，FIDA每天处理150件法律纠纷，从1985年成立至今已经累计为30多万名妇女及儿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在社区宣传层面，CREAW利用社区广播电台来倡导和促进妇女的人权。
在政策倡导层面，CREAW参与了各种宪法审查机制，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游说，促使肯尼亚2010年宪法修正案中加入“至少三分之一的公共服务职位应由妇女担任”的规定，以巩固肯尼亚宪法中的妇女人权。
挑战：困难重重
虽然肯尼亚现有的NGO正在为弱势女性提供大量的援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资金、运营等各方面的诸多挑战。
“NGO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资金短缺问题。”妇女、儿童和青年发展组织(Women Youth & Children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WYCDO)的负责人Terry说道，“捐助者大多不会持续稳定地捐助资金，捐助合作时间结束，如果我们不能再获得捐助资金了，项目也就停滞不前了。”
除此之外，多数援助资金都伴随着一定的条件。捐助方会要求和限制NGO对于援助金的运用，其中某些规定有时会违背NGO的价值观，导致NGO获取援助资金时面临一定的困难。
除了资金问题以外，肯尼亚女性赋权NGO自身运营过程中也存在项目设计与受助者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如前文所提及的，EPTF为帮助弱势女性的商业生产活动提供资金，指导妇女们成立团体融资项目“桌上银行”(Table Banking)。虽然项目设计的理想十分美好，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却面临着服务与受助者需求不够匹配等现实挑战。
Naomi生活在内罗毕Southland贫民窟，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去年开始参与EPTF和WYCDO合作的妇女经济赋权项目，是其中一个Table Banking互助小组的成员。通过互助小组，Naomi开了一家杂货铺，但她的经济状况依旧不理想。
“他们帮助我的商业项目，但他们做的还不够，”由于无法给出每月Table banking的应缴额度，她选择逃避会议。“我需要支付商店的租金，(住所的)房租，还有两个孩子的学费，我每月的收入根本不够。”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WYCDO的负责人Terry见过非常多类似案例，“这些妇女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她们往往借钱来解决这些生活问题，却并不能让这些钱产生利润，这便导致很多女性无法如期还款”，她无奈地说。
由于互助小组中各个成员的经济背景不同，所以设定的每月应缴金额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承担的，这也导致了很多互助小组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无法长期维持，落入烂尾的尴尬境地。
肯尼亚NGO为女性赋权之路道阻且长，但各个机构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希望真正帮助肯尼亚女性走上独立、平等、自由的未来。“虽然面临很多难题，但我们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说这句话的时候，Terry的眼神里写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