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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10月10日至12日，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作为预热演讲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10月10日，论坛主办方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邀请包括《公益时报》在内的十余家媒体，在位于中关村大街59号的文化大厦对陈志武进行了专题访问。
大约上午十点，身着深色西装、淡蓝色衬衫的陈志武走进了会议室，他面带笑容，内敛温和，看到曾有过工作交集的记者会主动点头打招呼。工作人员问他喝点什么，他想了想说：“一杯绿茶。”
访问很快直切主题。记者问得犀利干脆，陈志武答得含蓄节制。
陈志武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有深度而且接地气，作为一个曾长期任教于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怎样建立自己在这样一个领域的理论体系，并实现认知结构的更迭，他的学术基础源自何处，研究样本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怎样的?这是《公益时报》记者首先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陈志武恰好就坐在《公益时报》记者对面。听到这个问题，他笑了起来，说“这个问题蛮好的”。陈志武告诉记者，在普惠金融领域，他的研究体系的认知和建立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兴趣，不断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发现和探索。“我在湖南农村出生、长大，所以对我来说，了解中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是那么陌生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习俗、习惯和文化价值观，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是让我不断去取样、去探寻的一个基本的素材来源。”陈志武说。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基于数据来说话的，而不是瞎扯。”说到自我纠错，陈志武认为最后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在他看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和文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基于人类不同社会的真实数据来找到对应的研究问题的答案，而非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先入为主的判断去做。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过去十几年来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文明的逻辑》一书的书稿，也许未来六个月可以完成。这本书参考了若干国内外文献，综合了多个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会向人们揭示金融和普通老百姓生活之间的关系。
为了推广金融通识教育，陈志武这几年还在互联网上开设了音频课程，用普通人也可以听懂理解的阐释方式启蒙金融知识，很受欢迎。但他也坦诚，“金融通识的普及任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以下为媒体访问陈志武的内容梳理。
访谈
问：您出于什么考虑选择“金融如何解放婚姻”作为此次演讲的主题之一?
陈志武：首先非常感谢贝多广老师(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和普惠金融研究院组织这次活动。其实就这些话题，我研究和思考也蛮多年了。2002年左右，我就开始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即“金融”都是那些职业人士、高端人士关心的高大上话题，好像跟大多数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就想，怎样把这么高深的话题尽量地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建立关系，能够更接地气。
有一天想到“养子防老”话题，突然间眼睛一亮——“养子防老”跟我们研究的金融证券、随机变量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这些年中国“剩男”、“剩女”的数量和离婚率不断上升，社会变化非常大。那么我就要思考，这些变化跟金融有什么关系?其背后跟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不发达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二者关系是非常大的。
首先，在人类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中，婚姻的发明和发展都跟利益、规避风险是紧密连接的，目的在于解决未来生活的生老病死等不确定性挑战。今天会有保险、借贷产品、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但最早没有金融，人类社会怎么解决风险挑战呢?可以说，人类找到的答案是蛮聪明的，就是婚姻。因为婚姻本来就是一种交易，它可以保障未来两家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有风险保障，都能够有很好的机会、很好的环境去安心地生活。
但反过来看，今天有了金融市场以后，金融解放了婚姻，因为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原来通过婚姻来完成规避风险的那些功能，现在由金融市场取而代之。就像把女儿外嫁很远来达到规避风险的安排，现在用不着这样了，通过买保险就可以完成。以后通过保险公司跨地区甚至跨国卖同类保险产品，比通过婚姻来达到跨地区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也可以解放婚姻，由原来包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的婚姻。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成年人大概24%左右是单身。大约十多年前的问卷调查显示，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里48%是单身。短短40年时间里，现在美国成年人里一半的人选择了独自生活。不仅美国这样，北欧国家也这样，单身人口占比提高至差不多50%，现在估计应该超过50%，女性可能也是占比很高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单亲母亲生的小孩占比，十年以前美国是40%+，瑞典是56%，目前中国的占比也在上升。
原因同样是基于金融。原来因为没有金融，大家对未来的生活保障很担心，所以不得不去结婚，通过结婚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婚姻的两方和两个亲家互通有无。金融产生以后，没有爱情、没有感情的两性关系最后不会选择结婚，原来不用想那么多感情不感情，只是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生老病死的生活保障，随便结婚成家就行了，给自己给家庭一个交代。但现在金融发展形态和规模在不同的社会差别很大，走在前面的社会就比较早地走上了婚姻决策中爱情唱主角的状态。
问：您谈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来的?
陈志武：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老百姓，跟任何一个人生活最贴近的事情就是婚姻，跟谁结婚，基于什么因素决定跟谁结婚，这是涉及到每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每天跟谁睡觉、跟谁生孩子、养老等，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都是最核心的事情。如果说，金融本身的发达和不发达会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对婚姻的决策，那么，什么样的因素会对婚姻决策发挥作用?如果现实中金融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大影响的话，在我看来金融普惠到这个程度就没办法更普惠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普惠性肯定是一个维度，即金融的渗透面、涉及面有多广。这里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金融只跟有钱人有关系”，只跟阿里集团、腾讯等那些大公司有关系。我的思考逻辑大致是从这个角度来联系的。金融对婚姻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就不难看出金融普惠性有多深、多强、多广。
问：您怎么看中国现在普惠金融方面强调国有银行主导现象?普惠金融到底应该是哪类机构担任主力军?
陈志武：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很明显的——只要任何一个领域要加强管制，只要那个领域又有国企、又有民企，加强管制的结果肯定是国企抓到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民企是被挤掉的。
随着现在普惠金融监管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就必然会让国企的空间不断扩大，民企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尽管从本质上来说，普惠金融更应该是民营企业去做的事情。现在国有金融机构更适合为一些大的国企，包括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提供服务，但目前现实情况是，“小微弱”群体数量是很大的，在草根层面做起来的民营金融机构更具备一线知识和基层信息，所以他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更适合于“小微弱”个体，为他们提供更贴切的金融服务。
问：可能用不了多久，“养老”也会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的重要话题，我们应怎样从一个预先设计的角度来管理养老金融?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原来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本来指望靠国家帮他们养老的，后来到了他们退休之前说国家不管了，金融市场又没能跟上来，市场化的养老产品没有成型，那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收入，那他们靠谁呢?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儿女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是过渡期——我们自己的子女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我们的父母又只能靠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子女一辈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有很多人是出生在改革开放期间，这段时间财富和收入都增加了，大家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养老方面的投资理财，甚至于保险的安排。我们这一代、或稍年轻的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安排，但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当下确实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政府也在做一些努力。
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还来得及尽量利用一些市场化的养老基金、理财产品，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我发现有一些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人寿年金一类的，至少我知道在香港好多这类保险公司，只要你的收入足够高的话，比如交20万元美金，一次付款或分几次付款，在投保人离世之前，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上千美元或一两万美元的人寿年金收入，这样一来，就能较好的保证夫妻双方离世之前的生活。
现在交的保费可以保证每年有一些固定收入，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市场化养老，再加上国内一些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五险一金”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跟社保有关的，到最后以这种方式做养老安排，可以给自己更大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地依赖子女。
当然，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也要做一些调整，不要总觉得我有子女，不靠他们靠谁，而是要意识到，如果你真爱自己的儿女，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要在财力上、经济上变成他们的负担，包括精神上。
问：您对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最后一公里”，现在大家都强调大数据，这真的是出路之一。但到最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接受一个现实——“最后一公里”总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只要做金融交易的双方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信息不对称就是客观存在，不可能降到零。只要是信息不对称还存在，不同的人是交易主体中的参与者，那么欺诈、行骗总是有空间的。尽管我们从制度设计、监管架构的设计角度来讲，尽可能把欺诈空间变得更小，把欺诈的概率机会尽可能降低，但是最后没办法降到零。所以金融交易“最后一公里”怎样做，挑战才会更小一些，当然值得探讨，但要完全克服这个挑战是蛮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人都爱说大数据，特别是马云讲“大数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对于人性的本质缺乏根本的了解，才可能会有的一个结论，真正了解人性的人都会知道，“最后一公里”完全解决好是很难很难的。
问：这几年您做了很多通识教育，能否谈谈怎样提升普惠金融对象的知识和能力，及其理念的平衡?
陈志武：金融通识教育问题是长期的挑战。具体举例来讲，月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是做父母的，还是监管部门的人，都会觉得月供让人每天生活在压力之下，怎么会是好事呢?他们做出这个判断时，并没有想到其实一定的月供并非坏事，至少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培养出财务认知和纪律。负责任的金融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这也是教不出来的。如果你一味地只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讲，大家是都会听，但具体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太太就说：“两个女儿有点月供不是坏事，让她们提前准备好下个月收入多少钱，该怎么花，事先有一个规划，否则该付月供时没有钱就付不了。”从这个层面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总是有月供挑战的话，很快就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养成财务和金融方面的意识和习惯，从而更加独立和自立。
当然，传统观念的惯性很强，短期内一两天就完全改变掉不大现实，但我还是会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不断从不同角度去说、去解释，也许100万个人听了以后，有20万人最后被激发了去思考，也许这20万人可以在改变自身观念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和说服其他人的观念。如此坚持10年、20年，总是有不同的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做这样的推动工作，到最后整个社会对金融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理性。关于金融观念方面的问题，决策层很多官员要做调整是很重要的。所以金融通识的普及任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