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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 本报记者 文梅
7月23日，大暑。当日北京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太阳恣肆地炙烤着每一个奔波忙碌的行人。下午1点钟，《公益时报》记者如约赶至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大街59号的文化大厦，康晓光。
7月29日，他将发布《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这是连续第九年。
两年前的夏天，康晓光作长文批判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出版的新书《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中“公益市场化”的核心观点，语言犀利、措辞激烈，一时间成为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公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被视为“整个中国NGO行业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生发而来的结构性问题的一次公开展演”。
两年后的今天，对公益和商业关系的看待，康晓光依然毫无动摇——“公益追求的是公利，商业追求的是私利，而公利高于私利。”
康晓光认为，当下中国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价值，而非简单拒绝多元化。“建构路径、寻找方法不能只停留在纸面和书本，而是要真正把项目设计运营、组织架构、团队成长实实在在地落地，体用打通、体用合一，让这些有益的价值观对行业产生有效的推动和影响。如果我们的交流永远停滞在分析问题层面，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公益时报》：2011年，《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首次推出，创立目标是“见证、反思和推动中国第三部门的动态发展”。8年过去了，你觉得当初的设想是否实现?
康晓光：2011年我们推出首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就是想对该领域形成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观察和记录，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的价值观融入其中。因为当你对这一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时，特别是你对一些典型案例、项目和人物选择的呈现，你的价值观已然从中凸显。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案例对行业发展现状、趋势等方面予以客观分析和评论，正向引领公益行业的发展。我们的报告集中体现了三种特质：观察、评论和引领。
我们最初开始尝试这方面的探索时，有关“第三部门”的社会研究工作尚属空白。当时何道峰还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主持工作，时任执行会长。我跟他聊起这个项目的构想，他十分赞同，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既然做就要做得扎实，一年两年浅尝辄止并无多大意义，且若无一定积累，也不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和效果。”深入沟通之后，那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口头君子协定：按照十年期的合作来开展研究工作。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明年是我们十年之约的最后一年，总的来说，当初对这个项目的一些设想和期望还是基本实现了。至于该项目十年合作到期后的发展，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已经做了很好的安排，之后我们的观察研究工作将不会是哪一家单独支持，而是成为多家机构支持协助的行业性项目，即：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会、华民基金会、和的基金会共同出资，建立一个专项基金，支持该项研究的后续发展。目前无论是项目支持机制，还是我们本身的研究、写作和发行等多项工作，均已相对成熟，也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延续方式，我觉得它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项目。
《公益时报》：相对于目前行业内其他类似的研究观察类报告，《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有何独到和创新之处?
康晓光：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风格和结构设计，而且充分展现出专业和严谨。我们并没有加入诸如蓝皮书、绿皮书系列，我觉得那些书目的整体设计，不适合或者说不足以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和功能。我感觉那种表现形式太死板，而且你会发现每年同一个章节也就是换个数据而已，但事实上，目前我们这个领域中恰恰数据是最弱最差的。
首先，从统计的角度来说，能做或者在做这件事的机构几乎没有。从民政部门来看，充其量也就是能找到一些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登记注册的名录，但他们并不统计你这个领域中就业人员有多少，活动范围覆盖程度、收入支出又如何等，并不像经济类、养老类的一些行业统计很发达。要知道，目前一些其实非常好的机构并不能够直接注册，要么是二级机构，要么挂靠，要么直接注册成工商企业，因而在其相关的统计系统里，你是找不到真实数据的。
正因如此，我们不想做简单的数据置换，我们的报告一定要有深度、有思考，要接地气，要能够跟上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早先社科文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跟我讨论，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皮书的时候，我就没有同意，我更愿意将其变成一个独立的东西，这样的话可以按照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写。
再有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是以一个团队的整体工作在推动和延续这个项目，对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所有参与项目的作者都要参加报告推进过程中五六次的编写会，而且所有的统稿都是由冯利(编者注：《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主编之一，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一个人来完成，这种操作水准是目前业界其他同类项目达不到的。
《公益时报》：《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中列举的所有案例机构在报告的研究撰写过程中是否知晓自己入选?参与程度有多深?
康晓光：报告最初将这些案例中涉及的机构引入其中的时候，它们并不知情，因为每年的报告都是由我们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扶贫基金会进行资助支持，这里面我们没有资金使用的负担，所以跟这些案例所涉及到的机构沟通也很简单——无论是前期调研、中期跟踪，还是后期发布，我们之间的交流都很直接，就是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出，它们不用出一分钱，双方也没有任何商业合作的可能。尽管对方也时常很热情地表示愿意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便利，但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原则，就是纯粹的调研，不掺杂其他。
《公益时报》：《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案例甄选基于什么考量和标准?好像有些在行业人士看来热热闹闹的公益项目并未纳入其中?
康晓光：我们观察报告中所有入选的案例都有其独特之处。有些案例要么是基本面做得很扎实，要么是代表了一种趋势性的东西，甚至它是一个争议点也可以。但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甄选案例不会以其是否是那种在行业人士看来属于“当年最热闹的事”，或者七嘴八舌都议论的事，我们就会去写它，不是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事情可能是当年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情，但是已经在业界讨论得很充分了，或是就此已产生了一两篇很好的结论性的东西，那我们也就不必再去凑这个“热闹”或赶这个热点了。比如《慈善法》颁布那一年，我们的报告中并没有专门体现，很多人就问我：“你们今年的报告里怎么没有阐述《慈善法》那部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写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太充分、也太多了，也有一些相对写得比较好的东西。就当年那个时点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时间距离，不能呈现出一个整体感的东西，确实还写不出来。原本我们是有这部分内容设计的，但后来一看，确实不能拿出比别人更扎实、更精彩的内容，最后就放弃了。我们还是希望把一些真正值得看，且看了之后有所启发和受益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才算任务圆满了。
就分报告和总报告而言，我们还是希望将本领域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做深度观察和解读，这些问题不一定是眼下正热闹的问题，也许它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甚至有的可能是未来的问题。这样的特质与我们的合作机制不无关系，因为我们的合作方扶贫基金会也没有诸如凑热闹、追热点等这方面的兴趣，我们自身也没有这方面的诉求。每年的报告中扶贫基金会的案例也会收录一二，这些案例入选的理由绝非是基于它隶属合作方，而是这些项目确实做得很精彩、很漂亮。
今年我们的典型机构里甄选了知乎。我们认为它是目前民间舆论发挥较好的一个平台，而且它又和最新的技术潮流和网络社区结合在一起，再者它自身运营特别成功，利用虚拟空间研发的一套治理机制非常巧妙，通过这套机制自动产生意见领袖和平台内部不同板块的管理者，公开、公平且透明地推选新人，淘汰不能胜任者。无论是话题的甄选、讨论的深入以及管理者的产生，都是一种高度的民间自治，代表了一种颇具前瞻性的民间世界的运行规则，真正体现了第三部门的内涵精神——这是知乎之所以入选《2019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的原因，尽管它并非公益组织。
《公益时报》：今年《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根据你的梳理和总结，你认为这9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及公益慈善行业的变化如何?
康晓光：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近年来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和观感变化也较大，对能够助力政府工作的层面，不仅给予宽松的政策倾斜，还积极投入大笔的资金扶持，这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管理力度也空前严格，可谓“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就企业而言，如今讲“如何做公益、如何践行社会责任”是值得开口一说的事情，若单单说自己赚了多少钱、完全不讲企业社会责任好像已经很是羞于开口了。因而目前企业界以及资本对公益的渗透也影响巨大，对相应话语权的垄断和争夺也是非常厉害的。
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认识也比过去要友好得多，同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公益的生态环境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当然，凡事总是利弊兼存，但总的来说，互联网对公益的影响还是正向的更多一些。
《公益时报》：以上更多的是外在因素的变化。就公益慈善发展本身来说，比如内因方面的变化，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康晓光：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多元化在这近10年间表现得异常突出，碎片化特质也十分明显，整体感几乎没有了，再就是缺乏一种确定性。从本质来说，目前理想和激情在这行业已然没有什么作用了。上世纪90年代，促使和推动人们进入公益领域的是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追求、兴趣，但最近十年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它更多的是成为一个提供饭碗的空间，所谓的为“稻粱谋”。现在大家讲的更多的是专业、绩效，培训的时候也多是大讲KPI、市场化、商业化这些东西，真正属于社会领域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衙门化”和商业化气息越来越重，责任感越来越少。
举例来说，目前社会组织已经超过83万个，基金会已经超过7300家。2018年社会捐赠额，社科院有关方面的调研预估是1128亿元，民政部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各类慈善捐赠达到754.2亿元。那么，谁敢去做这么一项研究——假设这个领域每年支出上千亿的话，那么这上千亿是怎么用的?有多少钱是自娱自乐自嗨了?有多少钱真正投入到解决社会问题了?比如一家机构成立之后势必要租房、招人、培训等，社会组织的自我消耗到底达到多少?如果现在的社会组织死掉一半，究竟是社会的灾难还是福利?所以你让我评价这个行业最近十年有什么变化，我只能说它很热闹，至于说它究竟有无发展进步，这我真说不清楚。
《公益时报》：听你如此论述，行业人士难免唏嘘质疑——作为研究公益慈善的专家，你对该领域的评价竟然如此消极?或者说不够积极正面?
康晓光：那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精准。我是说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而言，现在的社会组织留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当然，目前有些社会组织确实是下沉到基层了，给一些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始终认为，作为第三部门，中国社会组织最重要的功能并非提供这种类似社区专业服务的东西，而是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对这十年来行业领域的发展评价并不高，甚至会有些偏负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十年这个领域内有些原本特别宝贵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大量的组织并非为了某一个理想或者梦想而发起创立，然后去行动，更多的是为了饭碗。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应如何体现。
《公益时报》：你是说有些行业人士“以为的”自身使命和原本应该担负的使命之间认知不匹配?
康晓光：完全不匹配——在今天，热闹的公益不等于好公益，好公益也不等于热闹的公益。比如说现在公益机构一排名就拿筹资额来比，筹款厉害的机构就一定等同于优秀的、项目做得好的公益机构吗?公益机构为什么存在?你不是为了筹款而存在，你是为了做事情而存在——你做了什么事、你做得怎么样、你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这些才是最根本的。现在行业里没有人讲这些，大家都在讲资金、手段和目的，而非注重社会实效。公益组织如果都拿这些没用的东西来攀比，那就是歪风邪气。
《公益时报》：但这时候公益组织也会反驳你说：“如果筹不到足够的钱，我们又拿什么去做事呢?”
康晓光：这个没错，你是需要筹钱。但你凭什么筹钱?社会公众为什么要给你钱?筹钱不是目的，做事才是目的。哪条法律法规说你作为一家社会组织出现了，社会就应该保障你充足的资源去支持你做事，谁规定你就不能没饭吃，谁说你就不能倒闭?十个社会组织做公益，最后社会选择两个存活发展，剩下八个饿死倒闭，我认为很正常啊，谁说就一定要保证这十个都衣食无忧地活着?
《公益时报》：你是强调公益人职业心态的端正，不应自带某种光环和标签吗?
康晓光：不要混淆公益组织做“公益”的概念，它就是这个公益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就其工作特质而言，它和其他工种没有什么不同，干一天拿一天的钱，和你在企业、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可不是说你在公益行业工作，你就在做公益。这和捐赠100块钱做公益或者拿出业余时间做志愿者去做公益完全是两回事。有些公益从业者所谓的“我的这份职业就是在做公益”的那种膨胀情怀是哪里来的，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我曾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多次问过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做公益慈善这份职业?对方听了之后第一反应总是很诧异，因为他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当然，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很快也就明白了，答案基本都是一样的——做公益慈善工作与其他行业的工作没什么区别，如果有未来发展和薪资待遇更好的机构，他们不排除随时转行或跳槽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