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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李庆
■ 本报记者 李庆
姚洋的办公室在朗润园501，这是个不大的办公室。
进门处有两张书桌，一张临窗，一张面墙。面墙的书桌上摆放了电脑和家人的照片，连在一起就占据了屋里一整个角落。桌旁是椅子，椅子旁摆放着小沙发。除了这些简单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这个中国顶尖学术大咖云集的地方，汇聚了各个学派的高端智囊。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姚洋觉得，前者是北大国发院的旗手，后者是精神领袖，自己在管理方面没有两位前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因此，他强调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除了搭建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外，姚洋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大胆招贤，他认为人才的聚集能够发挥集聚效应。“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人。”姚洋说，“所以我把张维迎和陈春花两位老师都请来了。陈春花老师很特别，她在管理学方面能力特别突出，而且还有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CEO那样实际的管理经历。她来了之后我们做了一对一导师制度，每一个MBA学员都有一个业界的导师;对EMBA也进行了改革，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课程;此外，陈老师跟业界的联系比较多，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业界的资源，包括资金方面等。但是由于她是教研系列的第一位非‘海龟’学者，还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轮的讨论。”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在“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时，他及时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
“从研究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政府关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这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者国际交流中心负责，社科院也相对更近，在这方面北大国发院没有太强的竞争力。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最常规的，还是通过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讨论，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姚洋告诉记者，从名字看，“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一个与中央比较接近的单位，但是原来两者的距离，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远很多，而北大国发院离社会和百姓，比我们想象得要近的多。
12月21日，2018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姚洋受邀在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姚洋认为，中国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而公益的最高境界则是将其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公益时报》：北大国发院是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云集的机构，汇聚各学派高端智囊，作为院长，你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特殊的机构?
姚洋：北大国发院的特点就是名人比较多，管理这样的一个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林老师(林毅夫)和周老师(周其仁)并未对我提出什么要求，但我会在心里有疑问的时候去找他们聊，他们都会指点我，为我出主意。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过渡。林老师作为创始人，可以用个人的影响力来管理机构;周老师被广泛尊重，可以用精神力量影响大家;到我这里我就需要用更加制度化的手段来管理这个机构。
过去这几年，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北大国发院内部的管理制度，从而做到透明、公正。北大国发院员工的队伍比老师的队伍大，员工的管理也比较特殊，虽是一个学校机构，但它在某些方面又像企业，却又不是企业，所以得在其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是一家同仁机构，要在规则和灵活性、积极性、认同感之间找到平衡点。经过这几年的摸索，这方面基本上是调整到位了，运作起来也比较流畅了。
《公益时报》：作为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自身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定位是什么?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是不是也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
姚洋：我们是高校的智库，区别于政府部门的智库，政府部门的智库有很多国家的任务。高校智库不擅长做国家直接的任务，更擅长做一些分析性的工作，离政府稍微有些距离，这样反而能把政府的运作、政策看得更清一些。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会关注一些中长期的问题，关注一些国家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学校外面的智库比起来有很大的优势。和其他高校智库相比，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另一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所以，我们的智库有一个原则——用学术推动中国的进步。
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员培养也是和这个定位紧密相连的，我们的教育项目囊括了政、商、学三个方面，我们帮学校管理南南学院，该学院是培养官员的;我们有MBA，是培养商业领袖的;我们还有学术项目，是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我们还有一个本科生双学位项目，那是普及性的项目，一年一届招生至少700多人，规模较大。我们的教学项目很多，学位项目有约10个，教学任务很重。
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
《公益时报》：前段时间，“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你近期也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你认为，实行国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弊?在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情况下，国企收购民企股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姚洋：今年上半年股市股价下降了超过30%，很多民营企业下降更多，有的下降达70%，很快面临着平仓线。但是这些企业其实都很好，如果被强制性平仓，那它的资产、价值就会变得极其低，远远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资金短缺，只有国有企业有钱，因此国有企业就开始收购这些面临平仓的民营企业。我觉得这样的收购要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你既然这么困难，我来收购你，还帮你把债务负担了，这属于纯商业的行为。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过去半年里，民营企业受到很大的压力，又出现“民营企业退场论”这种说法，如果国企还去收购民企，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民营企业退场论”是真正地实施了。这样就会打击民营企业的信心，这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家一生的积累，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个影响太大了。这就像当年的“宝万之争”，宝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没什么错，但是放大了说，一个“野蛮人”跑来把企业收购了，并且一脚把创业人踢开，这个影响很大。国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召开对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来看，市场处于基本稳定了，这是一件好事情。
《公益时报》：11月1日，习总书记邀请民营企业家召开座谈会，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出了6方面政策举措。那么，你认为，此次座谈会将为民营企业具体带来哪些利好?接下来，你认为民营企业还将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危机，应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姚洋：习主席、刘鹤副总理带着银行三会的领导出来讲话，这是个非常强的信号，提出的六方面政策举措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救急的，救急的那些措施现在看来在陆续推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一类是长期的，长期而言如何给民营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源?这个需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比如郭树清提出的“一二五”概念，其实股市对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提出来第二天银行股集体跳水了近3%，说明大家不看好。
我们要意识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带上太多所有制的成分，即认为这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其实国有企业如果规模太小，也照样贷款很难，所以，这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就是小企业风险大。在这种情况下，非得让银行给它贷款，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长效机制还是改革，不能靠行政命令，对正规银行要允许它们对风险进行定价，中小企业风险高，若去银行贷款，银行觉得资质可以但风险很大，12%的利率能否接受?中小企业要到“影子银行”去筹款，恐怕也是这个利率，甚至更高。所以，一定要允许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现在的定价机制太死板。北大国发院多年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事实上还没有实现，如果把这项改了，会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大。
再一个，还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债市。我们国家的企业债几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临着上海科创板的冲击，科创板将来是注册制，一注册就可以上市，那么，这些新三板谁还去挂牌?新三板其中的一个用处就是作为地方性的债市，可以有承销商承销企业的债券，这样便可以给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一些机会，比如：发一些地方性的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长效机制还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没办法推，过去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从背后推着银行去做的。
《公益时报》：过去大家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你认为对民营经济的理解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当然有可能，如果论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来说，城镇的就业率民营企业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业，真正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占比相对较少。我觉得今后应该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没有必要非要分得那么细，应该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有企业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不一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税收调节、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资、政府对老百姓更加关注等，这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制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了。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冒险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公益领域也表现突出，比如精准扶贫领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的?
姚洋：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险，比如宋国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个弟弟刚初中毕业，是做国际期货的，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弟弟赚得多，为什么呢?一个学者，擅长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险，而他弟弟就敢冒险。企业家一定要敢于冒险，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拼搏了才知道，而学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张维迎老师说，企业家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企业家大家都说他是骗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不起。
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种说法：中国企业没有社会担当，捐款太少。事实上，过去十年，企业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捐款其实并不亚于美国，知名企业家捐款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论这个比例，中国要比美国的企业家捐的多。当然，我们远远超过欧洲，欧洲根本没有捐款的传统，日本也没有。企业家从以前的零零星星捐赠到现在系统性救助，通过慈善改变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给钱”的层面。如今，企业家捐赠都强调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通过捐款去改变社会行为的方式，创造一种模式，并且让这种模式可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创造了新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转的模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担当?如何引导他们发挥这种精神，如何引导他们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姚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的：第一，给企业家一个制度的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给企业家足够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做企业;第二，企业家自己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第三，针对中小型企业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视企业内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业应设立研究部门、规划部门，研究国家政策以及把控整个行业的趋势动态，也可将两个部门放在一起。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这样的部门，有三五个专职人员，给公司做咨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有这样的部门，规划研究部门的设立应该引起小企业的高度重视。
《公益时报》：本届中国公益年会将以企业家群体为主体，探讨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企业家的公益创新，你对这样一届公益年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洋：我认为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这样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产可以侧重做环境保护、节能建筑等，可以推广和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这也属于企业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出来后既可以拿过来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够通过中国公益年会鼓励大家做这样的公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