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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12月16日12时46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北纬28.24度，东经104.95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截至12月17日7时30分，此次地震共造成17人轻伤，均送往乡镇卫生院救治，其中6人已出院。初步统计，房屋一般受损6936户1.09万间，严重受损231户526间，倒塌15户23间，共转移安置386人。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IV级应急响应救灾指挥机制。四川消防总队前往地震灾区开展救援。中国地震局启动现场调查和烈度评定等工作，四川、云南两省地震局正全力协助地方开展房屋受损情况排查和受灾群众安置。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行动起来。据四川发布客户端记者了解，西林凤腾通航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准备了两架空客H125直升机，用于空中救援。
作为灾害救援中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之一，航空救援在灾害救援中的运用越来越多。自汶川地震以来的多次国内外灾害响应中，多次出现民用航空力量和社会组织合作救灾救援的案例。但这种合作目前还处于个案合作阶段，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航空企业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了解，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协同水平，促进航空救援有关机制与模式改进，12月14日，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协同救灾研讨会，来自航空企业、社会组织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鼓励通用航空参与应急救援
“我国航空救援起步比较迟，但发展十分迅速。”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联盟秘书长孙守军表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截至2015年底，通用机场超过300个，通用航空企业281家，在册通用航空器1874架，2015年飞行量达73.2万小时。
《指导意见》提出，要扩大公益服务，鼓励和加强通用航空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领域的应用，完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提升快速反应能力。
在此前后，民用航空企业已经多次在地震等灾害发生后参与救援工作。
据孙守军介绍，2017年，九寨沟地震发生后，通过联盟半个小时就调集了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参与了接送专家、物资转运等工作。
中国的民用航空企业甚至还走出国门，开展了灾害救援。2015年，缅甸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中信海直的一架直升机就执行了水灾救援工作。“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直升机搭载任务员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中信缅甸(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传福表示。
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尼泊尔地震、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时也多次搭乘使用了直升机。
需解决政策、人员、资金等多方面问题
随着民用航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应急救援中，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包括：灾情实时监控和侦察、灾情实时动态研判与协调、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物资投送、伤员灾民医疗救援物资投送等。尤其是地震、洪灾等发生后形成人员、信息孤岛的情况下。
但是，由于民间航空救援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需要克服。
首先，在这一领域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如何把民间航空救援纳入到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国家购买服务如何操作等都需要探索。”孙守军表示。
其次，需要大量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
一方面，社会组织等明民间力量对航空救援并不熟悉，需要培养大量掌握航空保障等相关后勤技能的社会应急处置人员。
例如，当社会组织到达灾区呼叫直升机之前起码需要知道如何为直升机找到合适的起降点。
另一方面，航空企业本身也需要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例如，救生员、绞车手、飞行医生、地面引导员等，这其中有些航空企业可以自己培养，但有些需要社会培养。
再次，航空救援的费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发动机一响，黄金万两”，航空救援会产生颇为可观的费用，航空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付出，费用从哪里出?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还没有合适的产品标准;社会组织的财务系统里也还没有这一支出项目。
此外，还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社会认知度低、信息不畅等一系列问题。
创建基金支持航空救援
“航空界有能力有意愿，但机制还没有建立，航空公司和社会组织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珂表示。
面对这一现状，究竟该如何做?
“航空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互相不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建立社企沟通机制，探索战略合作。”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部助理主任刘志华表示。
王珂则提出，要成立平台，制定标准，推动政策发展。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英颉则认为，双方应该通过合作救援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提高航空救援在政府、社会等的认知度。
中国地震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建议创建基金，开展重特大灾害低空应急救援行动、打造低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示范项目、构建低空应急救援培训科目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