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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璇
一说到“师奶杀手”，往往我们脑子里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或者，这样的画面
然而，分分钟勾去万千女性魂魄的小鲜肉和魅力大叔，在真正的“杀手”面前，往往是小巫见大巫。
今天，小编要跟你聊的这位，曾经将人间的天使带回天国，
将美妙的歌声送到天堂之国，
还让寻宝探险的巾帼女汉子忍痛割爱。
没错，它就是“红颜第一杀手”——乳腺癌。
乳腺癌已成为女性癌症发病之首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乳腺癌的发病率急速增长，其增速及每年新发病例已成为全球之冠。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保守估计有120万乳腺癌患者，而每年的新增患病人数在30万人以上。乳腺癌已成为女性癌症发病之首。
这一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疾病，在国内呈现出明显的“贫富不均”。据资料显示，乳腺癌在城市和农村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6%和6.3%，相较于城市患者20%左右的死亡率，农村患者的死亡率可高达40%。在同乳腺癌斗争的攻坚战中，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成为了薄弱的一环。
为了克服这一严峻的难题，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联合国内数十位知名医学专家和多家公益组织，发起“为了妈妈”贫困地区乳腺癌防治援助项目。这一项目定位在更需要帮助的农村贫困地区，将援助进一步精细化、规范化、可持续化，提高当地乳腺癌早诊早治医疗技术水平，并且通过建立一整套帮扶体系，帮助乳腺癌患者走出疾病的阴霾，重新书写人生。
乳腺癌防治体系的建立
“为了妈妈”这一主题冠名，旨在呼吁社会各界力量关注“妈妈们”的身体健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载体，妈妈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支柱，她们的健康维系着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乳腺癌的高患病率已经成为因病致贫甚至家庭破裂的主因之一。
“一名乳腺癌的患者，从治疗到手术结束，需花费2-3万。手术之后的其他治疗，最低花费估计为10—20万。对于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家庭而言，这个数字是天方夜谭。”秘书处秘书长王东民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谈到开展“为了妈妈”援助项目，王东民回顾了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在四川德阳“白手起家”成立的乳腺癌防治体系。这一体系建立之后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成为了“为了妈妈”项目亮眼的注脚。
在乳腺癌防治体系落地之前，四川德阳地区的医院没有乳腺癌这一科。“甚至没搞过筛查，都是病人发现自己病了之后才去医院就诊的，”王东民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说。缺乏设备，人员队伍良莠不齐，发现早期乳腺癌病例为0，一年只治疗七八十位患者，这便是当时德阳乳腺癌防治的状况，同时也是全国地方县市防治乳腺癌的缩影。
强调“早筛查，早治疗”，专家团队在德阳建立了防治网，购置相应设备，并进行人员培训。短短三年之后，“德阳模式”为1万名30—70岁的女性提供了早期筛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早诊乳腺癌病人占了20%以上，晚期患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一年能为300—400名乳腺癌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在王东民看来，作为地级市的德阳还不够深入。“我们以前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为了妈妈’不一样。它下到了最基层。”
王东民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说，“为了妈妈”贫困地区乳腺癌防治援助项目将力争达到“全国范围，落实到县，全面覆盖”。生活在贫困县的乳腺癌患者，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压力，还有当地整个政府税收和医疗资源的“贫困”。
摒弃了“下乡送医”这种初级模式，王东民给记者描绘了这一项目的全新蓝图：通过招募贫困县，全面覆盖贫困地区的乳腺癌患者，为她们进行免费手术并提供后续治疗补贴，在当地医院免费提供乳腺癌筛查设备，免费培训医务人员，并且成立地方医院与北京“高精尖”专业团队的技术指导“热线”，使它们可以自己走路，建立起独当一面的乳腺癌防治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妈妈”将不断寻求同各级政府和各路企业等机构的多方面合作，尤其是资金支持。
不着急大范围铺开，不发下一年治疗多少人的宏愿，王东民说“为了妈妈”在前期会用有限的资金“深耕”一个贫困地区，着力解决那里的问题，使之建立起自己的“造血”机制，并且唤起社会对乳腺癌的关注。由点带面，循序渐进向全国范围推进，“这样做效果会更好，也更有实际意义，”王东民说。
“新公益”模式
“为了妈妈”是中国著名肿瘤研究专家、北京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名誉理事长、徐光炜提议的冠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可以“打动人心”：让公众更多关注45岁以上女性群体的身体健康。对这个“发现之后往往是晚期”的隐形杀手，更是要早筛查早治疗。
作为“为了妈妈”贫困地区乳腺癌防治援助项目的委员会成员，徐光炜对这个项目融入了更多有关公益意义的思考。
在徐光炜看来，像乳腺癌筛查这种防治项目是可以“赚钱”的。疾病预防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作为全国性的福利。“国家今天给这个人群做检查，明天给那个人群做检查，希望像福利一样大家都能享受上，其实这种做法错了。肿瘤的预防一定要在固定人群里面连续查三年，死亡率才能下降，查一年又去查其他人，完全是劳民伤财。”因此，他认为城市和农村的乳腺癌筛查需要建立一个双轨的系统机制：城市建立示范中心，如会员制的健康俱乐部，民办收费，可以盈利。盈利的部分资金可以用作公益基金去支援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
探索出更适合国内女性筛查乳腺癌的医疗技术也是提高公益水平的一部分。比如由于中国女性普遍乳腺小，致密，传统的技术不一定适合国内女性。于是国内的科研人员开发了一套完全国产的新技术，叫做光闪烁超声仪，目前试用效果良好。在医疗器械和技术上多依靠国内的产品，用徐光炜的话说，是“用长线的方法”做公益，既对我们的企业有利，还能拉动国家经济。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的确在不断同国际接轨，并且不断在操作理念和形式上实现多样化。在徐光炜眼里，“公益基金是可以拿来进行资本运作的。”他给这种靠资本“钱生钱”的方式取名为“新公益”。
“新公益”的模式，在当今社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前面提到的高端女性检查服务，就可以实现盈利，使得资金可以通过更广泛的途径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新路子走到了“精准扶贫”的要求上。公益项目，包括“为了妈妈”，不应该再是政府和城市同贫困地区进行的纯粹的“砸钱买卖”。而是要给公益事业造就一个可以自行运转的机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政府一直是中国公益项目的主要承担人。如今政府的职责，则是给予民间力量最大的支持。社会将承担起中国公益发展的大旗，形成激励机制，实现良性运转。
即便如此，在徐光炜看来，政府也不可能袖手旁观。在“为了妈妈”项目启动之前，他说“政府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样就在推广和筹资过程中会减少很多困难。有政府做后盾的项目，各大企业自然会趋之若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