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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业正从“挂靠”走向自由。每一个行业走向欣欣向荣的过程，都是打破专制的过程。记得上海美通无线公司总裁、SEE基金的捐款人王维嘉接受访问时说过，以前民营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是到处遭受社会的非难。但在30年后，民营经济或者说国民自由经济，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奠基石，它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信念。他由此相信，再过30年，中国“草根社会”也会成为公益的主流，有着现在无法想像的形态。
30多年前，虽然国家政策鼓励人人争当“个体工商户”，但一个民间人士想要办公司，工商局是不太可能给注册的。于是，当时的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国有企业下承包、挂靠一个“部门”，这总是可以的。
在今天，注册一个社会组织，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也仍旧需要采用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像上世纪80年代那些“以梦为马”的人一样，挂靠同样是对公益行业最伟大的变通和化解。民营公益行业的挂靠，同样必须经历当年民营经济挂靠的那些困苦，甚至有些人必须成为牺牲品，才可能慢慢带动这个行业从专制走向自由。李连杰是幸运的，当年挂靠在红十字会下的壹基金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的全国性公募基金;壹基金的理事会，也从李连杰个人发起，转为由万科、万通、腾讯、阿里巴巴中诸多企业领导者的群策之举。
三大类型的“公益专制”。如果说国有公募基金会算是公益专制的一个类型，那么非公募基金会是否就会有所不同?实际上，公众仍然很难感知到后者的真实活力。其原因倒也简单，就是这些非公募基金会，只服务于董事长们的意志，而不服从于社会的真正需求。于是，像李连杰这样的自由公益人士就出现了。但即使是名人带动的公益基金或者是其促成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也仍旧有“第三次公益专制”之嫌。
无论是哪一次公益专制，其原理都是吸纳社会资源，由这些公益水库囤积后，进行再分配。在这时候，分配的方案和过程，就远比吸纳的过程来得重要。
公众信任某个人，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权委托，任由其分配和转手，这无可厚非。公众信任某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公益理想全权委托，任由其经营和增持，这也值得赞赏。但问题在，任何的公益能量流通，都是需要至少三大模块互动才可能无缝完成的：一是公益能量的输出者，二是公益能量的枢纽或者说增持中转者，或者说路由器;三是公益能量的接收者或者说接收渠道。这三大模块任何一个地方交接不畅，中转不灵，都可能出现公益能量的专制与淤积。
“共生型公益”正在出现。一个社会真正的公益形态，是共生。自古以来，公益能量的流动办法，都是“就地快速流动”。
新媒体、社会暖化更是给这样的快速流通型公益带来了生机。一个社会如果放弃做水库型，而做小溪型，那么，人人都是小型的“非公募基金会”。在这时，公益流通和闪现的速度，就可能会加倍和翻番。
这其实暗暗地逼迫着政府、企业和名人所成立的公益运营机构转型——无论是基金会、社会组织还是公益名人，都要从“集资型”走向“共生协作型”。
具体的模式，可叫“破碎化”、“随机化”、“就地化”。当某个人想做某事，他在媒体或者新媒体上开始表达，他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开始小范围感染，他拿出自己的资源开始小范围试验，然后，其理想往往就会被某个基金会、某个社会组织或者某个公益名人所感知。这感知可能是最高领导的直接接收型感知，也可能是其运营团队的快速扫描后觉察。这时候，公益能量聚集体们要做的事，就是迅速发动自己的团队，对其进行初步的判定，然后迅速找到其最佳合作点，开始发动社会来一起协作。
从需求来出发，而不是从资源来出发，才是公益行业打破专制的核心动力。一个人得了疑难杂症，大家快速帮助找到好医生和好疗法;一个人心思萌动想要做公益，那么你捎句话给他一点鼓励，就可能促成一个公益菜鸟开始蹒跚学步。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