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兰彬（？—1932），宁波鄞县人，生于晚清光绪年间，少时在家乡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后随父亲赴沪从事木材生意，凭借不懈努力，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滩著名的木业巨商。经商之余，曹兰彬与各界人士密切交往，积极加入宁波、上海的社会团体，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在宁波、上海等地行有恤孤幼、办学校、创医院、建桥梁等多项善举。19世纪初，以曹兰彬等为代表的宁波商人致富后，纷纷出资在家乡发展慈善事业，以回馈家乡，回报社会，弥补了国家力量在近代慈善事业中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社会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曹兰彬慈善事业缘起

　　 曹兰彬从事慈善事业的缘起，至少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旅沪甬商的影响，其中尤以叶澄衷影响最甚。叶澄衷不仅是宁波籍商业先驱，更是宁波籍慈善先驱。叶氏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至今为人所称道。临终前，叶澄衷委托曹兰彬之父曹雨岑等7位怀德堂董事筹建澄衷学堂，7人继为学堂校董。曹雨岑逝世后，曹兰彬继任校董。有学者指出，叶澄衷倾力慈善，与其所秉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等义利观有关。叶澄衷在商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由此，他有了“回报社会，嘉惠世人”的理念。受叶澄衷为代表的旅沪甬商的义行善举影响，曹氏也加入慈善队伍，热心开展各类慈善事业。

　　 其二，佛教的影响。宁波自古便有“东南佛国”之称，境内佛寺众多，佛教文化底蕴深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封建社会末期呈衰败之势的宁波佛教在民国初得以中兴。当时，许多企业家纷纷出资赞助寺院的各项事业，寺院活动经费充裕，由此，宁波地区的佛教慈善事业有序开展起来。史载，曹兰彬母李氏“斋心礼佛”“长斋绣佛”“乐善若天性，见义若己责”。受母亲影响，曹兰彬亦笃信佛法，继而担任佛教慈善机构董事，募集善款，救助贫弱。1917年，宁波佛教孤儿院成立，曹兰彬曾担任该院董事。一般来讲，孤儿院董事除了自己捐助，也需募捐。曹兰彬还通过向佛教慈善团体捐款，参与慈善活动。如中华佛教筹振协会曾收到“曹兰彬等十七户各五十元”。

　　 其三，鄞县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鄞县的优良传统。鄞县的慈善思想与活动源远流长，绵延相承，最早的慈善思想与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越王勾践之时。鄞县历朝历代的慈善事业在历史长河中，虽有过起落兴替、盛衰荣枯，但均得以持续发展至今。清同治《鄞县志·卷二》云：“鄞人乐于趋义，善举綦多。”19世纪末，《德商甬报》载：“宁人既多以商富，又乐相率为义举，若公所医局等项，岁靡巨费无所斋。”甬人善行义举，曹兰彬也积极践行，其践行慈善的具体行为如下。

　　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民国初年，拐卖妇孺时有发生。191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救济妇孺会，是专为救济被拐妇女儿童的慈善团体，曹兰彬多次向该会捐款。1914年10月17日，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一则志谢显示，曹兰彬捐助2元。1917年8月26日，中国救济妇孺会召开成绩展览会，曹兰彬会上捐出30元。1920年4月17日，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答谢曹兰彬，“兹承曹兰彬君代募隐名氏捐助经费洋五十元，足征热心为善，感佩实深。当奉收条外，合亟登报，以扬仁风”。近代以来，有别于传统善堂、育婴堂的新型儿童慈善机构——孤儿院开始在中国出现，曹兰彬曾任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董事。四明孤儿院由宁波各界人士联合创办于1919年。为救助孤苦儿童，促进事业发展，四明孤儿院设董事会制度，在甬、京、津、沪等地聘员担任董事。旅沪董事多为工商业人士，曹兰彬是该院创办前的旅沪发起董事之一，创办后又任旅沪董事。四明孤儿院规定，董事除了稽考捐款，兼有募捐责任。宁波同乡还在曹兰彬任职的顺泰木行设立过慈善性质的会所。1918年，虞洽卿等甬绅在上海发起组织四明公义会，旨在收埋宁波各处“乡村墟落浮厝之柩，免至日久零落”。该会初期在顺泰木行设有事务所。

　　兴办教育

　　 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曹兰彬，对教育十分重视。1912年，曹兰彬在陶公山创办曹氏私立光裕小学，方便了周边孩童接受教育。据当地人回忆，过去陶公山人几乎都在光裕小学读过书。与此同时，曹兰彬也参与了其他学校的集资筹建。1918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募款20万元以设立商业学校，培养商业人才。对此，同乡会会员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其中“曹兰彬君募到顺泰木行五十元，曹君自助五十元”。1930年，鄞县筹设民众教育馆，曹兰彬积极响应，将自办光裕小学“拟充为办理民众教育馆之用”，并购买价值3000元的图书建立图书馆，充实社会教育，时人谓“如曹君者，洵足称热心公益者矣”。

　　救济灾荒

　　 1911年，宁波、湖州遭遇严重水灾。为救助灾民，上海一些商团和商人在私人花园爱俪园以游园名义举行宁湖义赈游览会，门票和义卖所得用于赈灾，曹兰彬是该会发起人之一。1913年冬，南京出现严寒天气，“冻饿毙命，时有所闻”，华侨联合慈善会发布公告，呼吁各界慷慨解囊，拯救灾民，公告落款包含发起人与赞成人两类，曹兰彬是后者之一。1920年6—7月间，宁波大咸、桃源山洪暴发，损失惨重，曹兰彬“助洋四十元”。赈灾救护，是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的重要活动之一，作为会员的曹兰彬也参与了此类事务。1922年，宁波下属各县遭遇飓风大雨，纷纷告灾。为救助受灾同乡，宁波旅沪同乡会于9月10日举行集会，五百余人参加。会上推选朱葆三等为急赈大会会长，曹兰彬等为大会干事。当场多人认捐认募，其中曹兰彬等三人各捐助500元。9月14日，曹兰彬募到美商大来洋行捐银500元。曹兰彬除了捐款，亦有捐物之举。1928年，自然灾害叠加军阀混战，使得齐鲁大地百姓遭遇饥荒，流离失所。著名慈善家王一亭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征求物品助振会，以赈济山东灾民。王一亭被选为助振会主席，曹兰彬等人被推举为委员，“协助征求助振物品”。曹兰彬先后“助罗振玉等字画九件”，“助名人书画十六件”。

　　修建公共设施

　　 1918年秋，曹兰彬出资，在陶公山曹家山头古渡口建起了四脚石柱，砖木椼梁结构的济众亭。从此，候船乡亲有了遮烈日、避风雨之处。近代书法家郑孝胥感念曹兰彬贤德，为济众亭题写匾额及碑文。郑氏在碑文中回顾了曹兰彬兴建济众亭的缘由和动机，并对其行善之举称赞道：“闽人郑孝胥，闻而贤之，乃名其亭，而为之记，戊午七月。”此外，曹兰彬还参与了宁波、上海两地数家医院的创建和运营。1920年，“宁波旅沪巨商李志方、戴登川二君鉴于鄞邑东乡地大人众，苦无医院，居民一遇疾病，富者尚可至城医治，贫者殊多未便。爰商同乡数人创立医院一所，其地点已择定莫枝堰，今已填地建筑，明春就可开幕云”。1921年7月，曹兰彬与上海一些宁波商人筹建上海四明医院，任“首事”之一。1922年，李志方发动曹兰彬等20余位乡绅集资，在莫枝兴建了一所现代化医院，取名“普益医院”，寓意群众“普受其益”，医院于1986年改称鄞县钱湖医院，如今依旧在为东钱湖周边居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宁波华美医院是我国较早建立的一所西医医院。曹兰彬曾为该院建设“认募洋一千元”。曹兰彬在上海也投身慈善医院的运作。1927年，为防治传染病，一批中外热心人士在上海创办慈善性质的虹口时疫医院，院董由“热心本院事务，援助本院经济者”担任。该院一则敬谢提到，“院董曹兰彬助洋二十元”。救火会是旧时民间自发的消防组织，大多由当地的商会出面组织协调，其资金多系向商户募集或者分摊。1926年4月，在上海引翔乡虹镇救火会第二届改选中，曹兰彬当选为会董。

　　 民国时期重建灵桥，是宁波商人热心公益、回报桑梓的代表性事件。曹兰彬也参与了该项大工程。灵桥横跨奉化江，原为舟排浮桥，俗称“老江桥”。1926年8月，连日暴雨导致奉化江上游山洪暴发，8月又值甬江大潮汛，宁波三江口波涛汹涌，潮水冲毁灵桥，有行人因此丧命。1931年，乐振葆等旅沪甬商倡议改建灵桥，决定以民间募捐方式筹集建桥资金。在改建老江桥的过程中，乐振葆等旅沪甬商心系桑梓，殚财竭力。他们在上海成立改建老江桥筹备处，与宁波的筹备处共同承担“工程计划、款项筹集、土地收用”等具体工作。建桥经费方面，“沪任其七，甬任其三”。沪甬两地宁波人纷纷捐款助力，其中曹兰彬捐助5000元，在捐款人中属出资较多者。筹备委员会对重建灵桥“议有纪念办法，其捐助款项或对建桥有劳绩者，依旧例列位平政祠”，曹兰彬得以附祀于平政祠中。财富、声望、人脉兼具且热心慈善的曹兰彬，却未加入改建老江桥上海筹备处，应是身体抱恙、行动不便之故。正如曹兰彬于1931年辞去顺泰木行经理一职后所言，“对于担保银钱，荐引生意，以及各种公益差委，力不从心，概难应命”。

　　 除上述大额捐助，曹兰彬亦有零星捐助。如在1920年，少年宣讲团在大舞台演剧期内，收到曹兰彬捐款5元。此外，曹兰彬还为乡邦文献刻印捐资助力。《四明清诗略》是宁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诗集，由甬上学者董沛和忻江明辑选清代甬人诗歌而成。该书校印之资出自乡人募捐，其中乐振葆、曹兰彬各助银五百元，忻江明赞扬二人义举，“乐君俊宝、曹君显瑛左右余筹款尤力”，他还称赞曹兰彬，“往予葺乡献之丛著兮，谋鸠资以刊行。君义形于色兮，奔走讯予而相翼以成”。

　　 曹兰彬在商界大展宏图，取得成功，并在慈善领域倾注心血，扶弱济贫，捐资兴学，为宁波慈善史乃至中国慈善史添上了有力的一笔。在权力更替频繁、社会时有动荡的年代，宁波商人群体虽步履四海，却心系国家，仗义疏财，博施济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据《宁波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