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明敏

    8月30日，山东省东营市爱心救助中心（以下简称“救助中心”）在回应舆论关切“善款”视频时表示，受资助的女生来自单亲家庭，其弟弟在2021年遭遇车祸，已接受四次开颅手术，医疗费用花费近40万元。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女学生的物品并非本人拥有，背包是花了不到200元的网购，而手机则是借用同学的。

    几天前，该救助中心发布一则视频引发社会争议。视频中，该中心工作人员向一名女孩捐赠36666.66元的善款。视频中，女孩站在装修豪华的家中接过善款。此后，女孩被曝出多张用苹果手机、手表、名牌包的照片，进一步引发社会关注。

    尽管该中心有所回应，但并未打消网友的质疑。网友认为，即便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非女生所有，但能承担高额医疗费和装修费的家庭，仍然接受捐赠合理吗？更多关于受助对象真实情况的质疑被引发。

    救助中心回应社会质疑

    8月26日，救助中心视频发布后，很快成了网络关注的焦点。有网友在评论区质疑：“这家人哪里困难？”“东营市爱心救助中心”账号回复道，“那是你不了解这个家庭的真实情况，我们一直救助最贫困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不管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的贫困生。”

    由于网友质疑声过多，救助中心删掉了这个视频，但在其他视频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留言甚至谩骂。有网友还表示，“爱心救助又翻车了”。

    8月30日，救助中心通过网络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称东营市爱心救助中心是民间自发成立并注册的公益机构，捐赠资金为内部人员自筹，自2021年开始，已累计向该家庭捐赠36666.66元。经过救助中心实地调研，受助人为单亲家庭，其弟弟2021年出车祸，已做四次开颅手术，医药费花费近40万元。

    关于着装问题，该中心回应称，受助人背包在网络购买，价格190元，苹果手机是同学的。而在视频中，受助人家庭装修和电器看上去较为精致，网友质疑“实在难以和困境家庭联系到一起”。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信息显示，东营市爱心救助中心成立于2015年2月2日，登记管理机关为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业务范围为青少年学生救助，困难优抚对象家庭救助。

    8月30日，该中心宋姓负责人表示，对于网友质疑受助对象家庭装修豪华，已经全部实地考察。他表示，受助学生所住的房子属于村里盖的“村改房”，无房产证，“买来时装修就这样，并无翻修，实地去看环境一般。女孩父母离异，母亲在商场卖内衣。弟弟2021年4月出车祸，做了四次开颅手术，生活不能自理，撞人者车辆无保险，已被判刑。稍早前，资助女孩家庭通过水滴筹筹集了4万元，原单位给他们家捐助了几千块。”

    该负责人说，救助中心曾派人去她家核查过，他们能够提供交警事故鉴定书、医院病历、法院判决书，“救助中心的资助善款经得起检验”。

    慈善救助对象必须“穷酸”？

    近年来，一些受助对象的“炫富”状态屡被质疑。部分公众认为受助者就应该有受助者的样子，不应该“很张扬”，特别一些与钱相关的“装备”越少越好，越寒酸越好。

    那么，怎样的对象才符合慈善救助的条件？受捐个体有无资格保持基本尊严、体面？是否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保留地被曝光？使用苹果手机的人能否接受慈善救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程芬表示，这要看公益机构的项目目标和爱心救助的标准和审核流程。从社会需求来看，处于“贫困”和“困境”中的人都需要帮助，但这两种情况的标准不一样。

    她表示，“贫困”强调经济境况，受益人的资产和收入情况通常是最重要的核定标准；“困境”包括“贫困”，也包括其他困难，比如遭受天灾人祸，或安全、健康、发展等正当需求受影响，需要外援才能改善境况。使用苹果手机的人也有可能陷入困境需要帮助，这跟中国文化中的“救急”是一致的。对于东营救助中心来说，关键是对这个女孩提供救助的标准和流程是否与其他救助对象一致。

    程芬认为，过去很多人处于贫困线之下，亟需柴米粮油之类的物资解决温饱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物品日益丰富，人们对安全、社交、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就凸显出来。我国已经宣告消除贫困，即使是欠发达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在衣食住行方面也有基本保障，家用电器、手机等现代通讯设备也成为基本物品。而且网络世界中的“炫富”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富足”。实际上，意外、疾病、压力都是小康家庭的“天敌”，衣着体面的人也有各类困境，也需要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救助。当我们在主张“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救助”对象的标准可以调整，救助内容也应当与时俱进。

    北京大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创始人黄海峰表示，应该根据受助者困难程度设立不同的认定标准，这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认定标准还应该看资助对象，对于大众自发组织自愿捐赠的受益对象，慈善机构也应有自己的评判认定标准。”

    黄海峰认为，“社会公众通过观察受助人的日常用品来判断其真实困境状况，是监督的一种重要途径，但不能简单地以拥有手机、大牌服饰来判断其是否处于困境状态，现实中也不应对受助人日常用品的标准进行列举性限制，应该从多方位客观考量，社会公众在不清楚事实前应多方面多角度理性判断后得出结论。”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廖沙夫表示，应为受助对象设立一个标准，有着明确可操作性的维度和参数并作出公示。“如果受助人符合资助标准，资助对象没有弄错，即便资助对象有点攀比，那也没啥关系。孩子们攀比是社会因素，民间自发的讨论或质疑也可以理解。”

    应营造怎样的慈善环境

    慈善事业的发展对公平性、透明度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如何才能做到适时回应舆论合理关切，又能尽量兼顾受助者的自尊和隐私？这需要受助人、捐赠人、公众等一起努力。

    程芬认为，网友的质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责任心的监督，他们的目的是促进信息充分沟通、确保有限的慈善资源用到真正有需要的地方，这种监督值得鼓励。另一种质疑可能与公益监督或公信力建设无关，而是出于网民的情绪宣泄，这需要引导或公众教育，要让公益机构做出解释说明，同时要始终保护受助人的尊严和正当权利，尤其是当受助人被网络攻击、精神健康受影响时，给予必要的安抚和心理支持。

    廖沙夫表示，公益机构寻找资助对象时应该加强核查程序，通过科学甄别监督机制，确保受助对象的真实情况，“这样才能有效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保证资金能够最大限度用于真正需要帮助之人。”

    黄海峰谈道，良好的慈善环境需要有一个可量化的公开透明的资助认定指标，政府有关部门或各慈善机构也要做好相关善款用途去向的披露工作，增强公信力。此外，受助申请人应如实陈述自身状况，提交相关事实证明文件，客观真实反映自身情况。“社会大众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尤其在互联网领域要树立公共领域、公共沟通、公共理性意识，在表达自身的观点时避免过于情绪化。”

    网络舆论如侵权需担责

    信息时代，人人都是受众，人人都能传播。但在现实中，不负责任的评论或发布毫无根据的信息，会对他人生活及隐私造成严重影响。

    “网络舆论如果侵犯了他人隐私，造成负面后果，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也很难追责。重要的是，在受助人受到质疑时，资助人能够给到受助人精神或心理上的抚慰，明确告诉他遇到困难得到社会帮助是他的权利。”

    程芬表示，给予遭受网络暴力伤害的人及时的精神支持，也是一种救助。“公益项目的受助人，很多因为个人处境的艰难和资源机会的不足，比较敏感、自卑，他们可能会通过‘炫富’来寻求满足和尊重。对于上述案例中的对象，我们可以理解和包容她晒出美好或理想的状态，但也要引导她，让她明白这种方式不是我们提倡的，名牌物品不是真正的力量源泉，自我成长、心地善良、有能力帮助他人，才是真正的自信和自强。”

    黄海峰表示，我国宪法虽赋予公民享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是没有边界的绝对自由。“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社会大众在网络平台发表言论要‘三思而后行’，理性表达个人观点，避免触犯法律，构成侵权。对于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