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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雾霾抗战“失败”经历

2015-03-1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陈嘉俊

没错,我认为,不管柴静的视频有多少点击量,雾霾问题明天依然没法得到解决,明年也同样。

从污染物治理的角度,我认为物体废弃物(垃圾)是最容易处理的,有形态、有载体,你知道污染物在哪里,比较容易捕获或收集;水的污染相对难处理,因为水是流动的,污染物是从浓度高的地方往浓度低的地方扩散的;而最难解决的,是空气污染的问题:它到处流动,没有形态、没有载体,而且无处不在。你总不能把全中国的空气都抽过来过滤一遍。

记得在2012年初的时候,我发起了广州蓝天行动(志愿行动),每天找一位市民测PM2.5,还“斗胆”写信找市长测空气。经过与媒体、环保局、市政府的沟通互动,广州市最终成为全国第一个公开PM2.5的城市,我记得当天还参加了环保局的新闻发布会,全城媒体都把镜头对着我。

到后来,我提出广州要增建路边监测站、开发手机APP等建议都被环保局落实了之后,发现真正使用APP的人却寥寥无几。与此同时,我们志愿者团队也遇到困难,在讨论接下来的工作计划的时候发现,想法和能力差距太大——我们才那么几个人,能够借助媒体力量推动政府公开PM2.5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接着去解决问题,大家都觉得像以卵击石。尽管后来我们将目标降低为促成中小学增设环境教育课、开展环保知识科普活动,可惜也是我们一厢情愿,四处碰壁。后来团队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2013年年底,我又在跟召集志愿者筹人筹资,发起了一个行动,目标是让广州50%的建筑工地扬尘问题得到解决或被实时监控。结果也是艰难,志愿者跑工地很危险,有时候花一天时间才能测到一个工地的污染数据,而要向建筑工地提建议更是老牛拉车。我们联系环保局,对方爱理不理;去建委申请信息公开,也没有获得有效的信息。这事情,也随着检测仪器意外丢失和志愿者骨干流失而再次流产了。

是的,上至环保部领导,下至每一个普通的市民都可以答得出——工厂的排污要治理、机动车的尾气要处理、燃煤发电厂要转型、建筑工地的扬尘要有所控制。我们都想有直接和快捷的方法去治理空气,但其实表面的环保问题外衣下,内核是一个又一个纠缠的社会问题。除了所谓空气中弥漫着钱的味道以及利益集团的阻力之外,我发现元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知道,空气污染这事情,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搞下去。运动式的治霾必然走向运动式的衰落。这不是一场短暂的战役,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光去治理污染,更要治理那些固化的体制、懒惰自私的个体——要让体制回归民意、个体承担社会责任。这是10年20年的漫长分娩,期间有无数次阵痛和激动,所以,必须告诉自己,失败是必然的,而且还要经历很多次失败。所谓公民素质,所谓环保行动者,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们社会的沉淀,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抉择的。不是说环保就必定辛苦和艰难,但我们必然要用行动去为自然环境埋单。这个道理,垃圾分类就最显而易见了——举手之劳,我们又能不能做得到?

正因为,我发现空气污染的治理不能简单地从空气污染入手,也不能把目光定在两三年的时间,因此,我告诉自己,我必须要看的是5年、10年甚至是20年后的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如果目标是短期的,做法可能是削减煤电。但如果发电总量不变,则意味着核电水电等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也是新的环境问题。如果目标是长期的,可能还会附加环境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宣教,真正促使人们少用电。

而对于解决汽车尾气的问题,我没有选择要求政府给市民加装过滤器之类的行动,我依然坚持慢行交通的推广,期望重塑城市交通体系,转变交通运输方式,从而让我们的出行变得低碳和少排污。当大家出门骑单车方便了,甚至比开车还要快要舒服的时候,你怎么会开车呢?

我告诉自己,尽管我不能用一己之力改变身边的社会,但我可以做那些少有人做的事情,补那些还有空缺的位置。改善油品、解决燃煤电厂的问题,估计得留给有资源有影响力的人来解决,但我可以鼓励更多人选择单车出行、减少机动车的使用。而这个再小众不过的事情却没有人去重视,那么我就好好努力和坚持吧。

如果问我,柴静的调查纪录片触动了我什么,我会说,她说的我都知道,我会继续做,我相信,这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定是对的。

拜客广州总干事

陈嘉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