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6-1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新闻编辑部
2003年,中国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引起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这场灾害就是人们“谈之色变,避而远之”的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俗称“非典”。SARS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从另一角度来看,这场考验全国人民的灾难,也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进程。
2003年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4月29日,北京地税局即通知,抗非典捐赠在缴纳所得税时全额扣除。
“这是我国首次做出针对突发性、特殊性公共卫生事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邹铭说,此次政策的出台对提高社会力量捐助积极性的作用显而易见,同时,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在这次突发性SARS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包括1998年的抗洪捐赠在内的所有捐赠活动中,我国政府都没有如此彻底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举极大激发了民间捐助热情,最终非典捐赠善款接近40亿元。
《公益时报》全程追踪,不仅记录了社会捐赠、公益组织参与的具体情况,及时传达相关捐赠政策,公示捐赠信息,还推出了抗击非典特刊,发行50万份。
在大灾大捐赠的同时,捐款应如何捐、如何支出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代基金会在中国开始萌芽。
中国的基金会兼具国外公共筹款机构和运作型基金会的特点,集筹募资金、运营增值和开展公益活动三项功能于一身。自行运作公益项目是中国基金会的一大特色,是其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不过,改变正在发生。现代基金会的管理尝试带来惊喜。
200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采用矩阵式的管理结构,以品牌项目为筹资核心,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取得了突出成效。全年实现收入10056.7万元,比2002年增加45.8%,其中筹集项目资金和物资9220.3万元,比上年增加44.9%;全年总支出为10340.3万元,比上年增加97.9%,其中项目支出为10071.2万元,比上年增加131.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项收入和项目投资均大幅增加的同时,基本支出却大大减少。
据分析,2003年中国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共计23万家,但这些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NGO。彼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NGO受到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造成NGO发展的畸形状态:他们跟政府的联系很密切,是政府的附属机构,非政府性表现得不充分;真正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很有限,志愿性表现得不充分;受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比较大,自治性也不充分。
但无论如何,中国现代基金会在2003年已经开始起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