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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青年奋进会（戒毒康复者）”在社区公益服务，粉刷社区公园长廊。
编者按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前夕，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国内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滥用不同种类毒品的人员比例发生变化。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而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
与这样严峻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戒毒康复者服务的人群——禁毒社工的数量。
“清醒人生”专业戒瘾支持机构创始人、资深社会工作者袁献远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从事禁毒工作8年了，至今全国禁毒社工和相关公益组织依然寥寥无几，仅深圳来说，截止到2015年4月，深圳的禁毒社工有122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超过6万，而实际122名社工面对的对象远超过6万，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禁毒社工及禁毒类公益组织能做什么?给戒毒康复者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进行家庭关系协调?事实上，社工能做的工作，远不止“话疗”那么简单：
综合协调来自社区、企业和政府的资源，帮助戒毒康复者重新走进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机会，同时连接科研机构推动政策的完善和细化，继而改善戒毒康复者整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使他们融入社会、回归社会，彻底脱离毒品依赖，才是这样一群社工和公益人的工作使命。即便这样的愿景相对于尚不壮大的戒毒公益群体来说，显得有些吃力。
刘跃进表示：“对吸食毒品这个群体，既要把他们看成是受害者，同时也要把他们看成是违法者，一方面进行必要的法律处罚，另一方面要施予正面的教育、卫生、人文各个方面的教育、关怀，把这个群体尽可能多的挽救回来，把他拉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来，尽可能地缩小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减少整个社会对毒品的需求。”
■ 本报记者 闫冰
康复者的困扰
张强(化名)是一名过往吸毒人员，戒断8年了，但他仍觉得自己徘徊在正常生活之外。
6月8日，他到北京后住进了旧鼓楼大街一家宾馆。晚上11点左右，来了两名警察和一名协警，进行例行检查和盘问。“就问我是否以前吸过毒，我坦言回答是，其中一名警察随即拿出吸毒检测试条对我说：‘那就验一下吧。’”张强说。
令张强疑惑的是，按照《戒毒条例》规定，戒断三年未复吸就不再动态管控了，自己都戒断近八年了，怎么还要尿检?警察回答：“那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吸没吸啊，你得检测一下让我知道你没吸呀，如果你不愿在这检测，行，那就麻烦你跟我到派出所去检测。”
最终为了不占用过多时间，无奈之下张强同意了尿检，结果阴性，警察把身份证还给了他。
这样的困扰一直持续着，不论是张强出去旅行、住店，还是乘坐火车、飞机，都会接受“如期而至”的盘查，有时候是盘问，有时候要接受尿检，有时候两次检查间隔才十几天。“正常人肯定不理解，会问你一个外地人，怎么刚去到北京警察就知道你吸过毒，并且那么快就找到你了，其实我们都在公安部的吸毒人员网上动态管控预警系统当中。”
张强所说的公安部吸毒人员网上动态管控预警系统，简称“动态管控”，是公安部目前主要的信息库，该系统收录了全国在册登记的吸毒人员以及其他一些有过毒品犯罪记录的人员信息，只要信息被录入该系统，被录入人员的身份证等多种信息便在全国公安系统内共享。而后，被录入人员不论在全国什么地方使用与本人真实身份相关的证件，该系统都会自动预警，辖区内的警务机构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对当事人进行动态跟踪管理盘查，以此减低毒品违法犯罪率。
2011年6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布施行了国务院《戒毒条例》，并明文规定：戒断三年未复吸的，不再进行动态管控。但是目前，在“动态管控”系统中为自己“除名”，是难上加难。
其实只要洁身自好、不再沾染毒品，就不怕被检查，让张强及更多戒毒康复者感到无法融入社会的，并不仅仅是“动态管控”，而是来自邻里、工作单位、整个社会的“有色眼镜”。
“我记得我妈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尽管刚戒除毒瘾，但哪怕是警察找我了解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她都会认为我又复吸了，理由很简单：要是你没吸，警察找你干嘛，他们咋不来找我?”张强说。
由于过往吸毒的种种劣迹，以及反复戒毒的的过程，吸毒人员在整个社会里已经毫无诚信度可言，戒断毒品的人员，想要回归社会，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社会诚信的建立。刚戒除毒瘾的人，虽然表面上大家看到其已经戒断，但内心却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会真的戒断，包括家人和亲友。“最急需的，是家人和社会给自己一分信任，哪怕是一点点。”张强说。
社工能做什么
清醒人生(SoberLife)是一间专注提供专业戒瘾支持服务的机构，专注酒精、烟草、毒品等物质成瘾的戒瘾支持，目前主要为戒瘾支持相关专业人士或机构提供支持。
他的创始人袁献远，是一位有7年戒毒社工经历的资深社工。他举例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社会工作者能做的事情很多。
帮助康复者重建社区信任和生活尊严
“戒毒者融入社会的第一个门槛是他的家庭和所在社区，很多戒毒者都是戒毒、吸毒反复多次，他的家庭也深受其害，邻里更是指指点点，所以他要学着重新和家人、邻里相处，他的家人也要学习接纳他。他们在戒毒的时候只是物理上的治疗，但是没有人教他们怎么样与人交往。”袁献远说道。
“青年奋进会”，是袁献远曾在深圳宝安区透过小组社会工作手法开展的一个案例，得到了石岩街道禁毒部门(宝安区石岩街道综治办)、官田社区的支持。
小组成员最初6人，他们曾经为了找钱买毒品甚至还偷社区的电缆，做了很多坏事。当他们从强制戒毒所回来后，社区居民不信任他们。当时，袁献远和其他社工就带着他们在社区做公益劳动，清理老井、打扫公园环境、帮孤老干活等等，社区居民也在慢慢观察发现他们真的变好了。
“更重要的是，这群人在社区里重新获得了信任和尊重，他们觉得自己也能帮到别人了，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现在这个小组发展到10人，且全部成功戒毒，没有再复吸。
政策倡导，让他们生活得稍微舒服一些
“动态管控”成为公安部门维护公共安全、筛查吸毒和犯罪人员的重要抓手，加之戒毒人员的综合复发率一直在80%以上，所以一旦进入共享系统便难以从系统中除名。
“社工并不能帮助他们除名，但是能让他们生活得稍微舒适便利些。”袁献远说道。
深圳宝安区的另一个实践，是社工介入给戒毒康复者做定期检查、访谈，根据他们的社区表现出具一个包括定期尿检情况、家庭关系、社区邻里反应还有工作情况的综合评估报告，再给到辖区民警，民警会在他们的户籍信息中做一个备注，能保证他在附近街道、社区内刷了身份证之后不用立刻接受检查。
袁献远分析道，难以除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戒断康复的标准，“不能说多长时间没有复吸就能代表完全康复，戒毒成功目前在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康复标准的。”“清醒人生”目前在和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合作，在做中国戒毒康复标准的研究，希望能在推动政策的完善方面有参考依据。
撬动企业，提供公益岗位
一方面，很多戒毒者面临经济困难和缺乏就业技能的现实，另一方面，企业有意愿拿出公益岗位给戒毒康复者，但是也会有担忧。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和公益组织从中协调。
“新光计划”是宝安区禁毒办、艾美特(深圳)有限公司成立的针对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公益性工作岗位的就业安置基地，也是深圳市首个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基地。戒毒康复人员在艾美特公司工作的同时，社工也会在戒毒康复人员工作期间进行跟踪帮助和心理疏导，确保他们在企业安心正常地工作。
美国TROSA二手家具市场：戒毒社会企业的尝试
TROSA机构，这是一间运用戒毒社区(TC)模式的戒瘾服务机构，是一间真正的社会企业。目前有500个“居民”，里面有正常人也有戒毒成功者，他们共同来运营这个社会企业，并成功实现“自我造血”。
除了医疗、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常规服务之外，他们在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有盈利、自主盈亏。比如他们成立了搬家公司进而发展为二手家具交易中心。
TROSA居民在帮助别人搬家的时候，会跟别人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一个戒瘾服务机构，自己通过劳动来养活自己，如果你家里有废弃的家具可不可以不要丢掉，捐给我们，我们可以免费把他们运走。
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愿意捐出自己的废弃家具，后来TROSA买下了一个城市里的废弃沃尔玛，把它变成了一个二手家具交易场所，从而获得了更大价值、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神奇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筹款部门，但是不是筹钱，而是筹资源。
比如跟酒店旅馆筹“一夜住宿”，因为搬家公司业务已经覆盖全美，所以到其他地方需要住宿，如果跟酒店筹钱肯定没有让他们捐出免费住店容易。
除了搬家公司之外，他们还有很多能做的，比如帮别人做院子的除草、圣诞节运送装饰圣诞树等等……在这个戒毒社区的居民过渡年限是三年，三年后你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在这里工作。
袁献远对比了中美之间的戒毒康复差异后，表示缺乏心理支持也是我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美国强制戒毒成功后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心理治疗，在社区也有大量的社工去帮助他们，他们还有自助的戒毒者团体，他们定期聚会、进行康复交流，有戒毒成功者做志愿者，去帮助和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是在我国没有这样的强制要求也缺乏心理咨询师，现在大多数是由社工来做这些工作的。
广东罗浮山自愿戒毒医院院长何志军分析道，吸毒者的心理十分复杂，可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你给他鼓励与尊重，就能把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摇摆的心拉回来，把变得薄弱的意志一点点巩固起来，有时候，他们缺乏的就是那么一种力量。给吸毒人员最大的尊重，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以健康的身心回归社会。禁毒是整个社会的任务，吸毒人员回归社会，还需社会做更多的努力。
冯宛宁：我与戒毒社工的不解之缘
人物介绍：冯宛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资深社工，东莞市社会工作见习督导，自2011年投身戒毒服务至今。
有不少人曾问我，为什么会来做戒毒社工。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时机，2009年我刚进入社工行业时是做学校社工，恰逢2011年东莞市社工岗位调整，所在机构承接了东莞市的戒毒社工服务。当初的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转入了戒毒社工这行。
二是情结，我自己一直对边缘群体有特别的兴趣，大学毕业时就试过应聘做戒毒社工。在我眼中，戒毒者的故事和内心可能比一般人更特别，更需要去聆听和关注。说他们“边缘”并非贴标签，我认为他们是被社会主流推到了边缘位置。我自己年少时也曾叛逆和不被理解，所以非常想挑战自我去理解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并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一把。
转眼间，我已从当年那个跃跃欲试的新手社工，变成同事眼中已有4年戒毒工作经历的老社工。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我问自己，为什么还坚守在这行?4年间经历身边同事的新旧交替，我曾与不少离开的同事讨论为什么要走：或因晋升、转换环境、家庭等等。我也曾和机构的新同事分享有关戒毒社工的苦与乐。迎来送往，不免常常问自己：“我的选择是什么?”
我在工作上是成功与挫败相互交织的：曾因服务对象复发吸毒深夜难眠，也会为服务对象主动打来的一通电话倍感安慰;曾因服务项目效果不理想灰心丧气，却也为有同道中人并肩作战而重燃希望;曾因要兼顾前线服务与督导工作倍感倦怠，但也为不断反思从业的初衷而鼓起勇气。戒毒社工这份工作实在给我太多思考和感悟。我多次考虑不再做戒毒社工，但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工作中的点滴成就，都给我莫大鼓励，让我坚持下来。
回想刚进入戒毒领域工作的时候，我与大部分新手一样，很担心做戒毒人员的个案工作：担心对方不愿意接受服务，担心自己讲错话，担心自己帮不上忙，担心案主没有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特别是当案主复发吸毒被抓时总有几分自责和无奈。
种种这些，但凡做过戒毒服务的伙伴，估计会有同样的体会和困惑。做戒毒社工多年，我的这些担心和疑虑也无法完全打消。现在，想到这些担忧时，除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会更多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去想，多了几分同理。
就当前的社会环境，我清楚明白，许多人都还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吸毒(戒毒)者。尤其在戒毒者回归社会之初，不少人都会担心戒毒者再犯而处处避忌甚至歧视。因此导致戒毒者在正常的社交、工作上碰壁的比比皆是。
至于多年来提在嘴边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各地的执行力度和情况也不同，地方部门重视、能投入专项人力物力支持的，执行情况相对好一些;而有些地区缺乏具体可行的工作措施和专人跟进，社区工作网络和配套资源不完善等，则使得戒毒者在社区内戒毒康复变成了一纸空话。
一个不接纳不支持的社会环境，反而可能把一个很不容易戒了毒的人又推回了吸毒者之列，巨大的戒毒成本则再次被浪费。另一面，国家近年来一再强调禁毒工作的重要性，再三要求重视落实吸毒人员的社会照管、就业安置等。吸毒人员的日趋低龄化，吸毒人数日趋增长。去年，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要求深入治理毒品问题，做好禁毒预防教育工作，遏制吸毒人员的增长和预防青少年群体涉毒。一边是现实的社会环境，一边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和社会形势。由此可见，戒毒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性及作为一名戒毒社工之任重道远。
我也想和每个人说，对于身边或社区里的戒毒者，不以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对于已戒毒人员回归社区，请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们，甚至家属里有戒毒者的，如果你还爱他/她，就请多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少一些怀疑和埋怨;当你有能力去贡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人，或者给戒毒者一个就业机会时，你可以参加禁毒志愿者的工作，可以尝试聘请戒毒者。戒毒者不需要我们给他们什么特别的对待，他们只需要我们像个正常人那样对待，做好了可以得到应有的赞赏，做错了，他们同样承担责任和需要改过。
4年以来的工作，我知道我一人之力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也改变不了很多的事情。但我相信，我做了会比不做要好，不管未来方向如何，至少此刻我仍记挂着这些吸毒人员，希望能给他们找到一条出路。所以，我此刻仍在戒毒领域继续做下去。而且，不只是我在做，我更希望其他人以及其他的社会资源能和我一起去做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