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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资金雄厚的正规金融机构因风控、收益、技术成本等因素考虑，不愿意过多涉足农村小额信贷，而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却因身份问题难以融资;政府试图通过税收政策刺激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却在大多数省份不被列入金融机构行列。中国的农村金融版图是否已成定局?究竟有谁在向农村的中低收入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这些服务主体又面临哪些问题?
需求旺、正规途径贷款难
盛夏的巴林右旗天晴得晃眼，蓝天、白云、绿草组成的草原风光复制粘贴般，一眼望不到边。7月10日一大早，“中和农信”巴林右旗农户自立服务社信贷员杨勇就从单位出发，去一个偏远的嘎查(蒙语的行政村)放款。
图力嘎嘎查在巴林右旗的东南部，是一个纯牧业嘎查，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几个人。这个离旗政府所在地40多公里的嘎查4天前刚刚通了公路。之前，杨勇入户调查、收款放款都只能骑摩托车。
杨勇抵达小组长乌云斯琴家时，同组的另外四户已经到了。“中和农信”的贷款都是信用贷款，采取五户联保的方式。这组农牧户是第二次贷款，还款没有拖欠，被升级为二级客户，贷款金额由上次的每户8000元涨到每户12000元。
“你这次申请贷款干啥用?”杨勇问。
“买羊饲料，还有日常用。”乌云斯琴说。
乌云斯琴家有5口人，丈夫、儿子、儿媳和孙女。四个劳动力全都放牧，家里共有153只羊和19头牛。草原上有禁牧的时间，牛羊只能在家里喂。9月份孙女该上小学，撤点并校后，学校更远了，儿子两口子必须租房陪读。乌云斯琴说：“这些都是花钱的地方。”
“敖特根花，你申请贷款干啥?”杨勇又问。
“我家商店该进货了。”敖特根花的丈夫抢着答，“她汉话说不好。”“中和农信”的贷款只贷给妇女，丈夫们没有权利签字，但每次放款时，必须夫妻双方到场，以保证丈夫的知情权。敖特根花家有一个小商店，几千元货款。夏天来了，她想再多进一点啤酒。
随后，杨勇把几家的贷款用途都了解清楚，强调了还款时间和还款数额后，正式放款。
杨勇介绍，自己上班一年，累计放款270多万元，有效客户335户，覆盖了全镇14个嘎查村。“整个巴林右旗2013年的人均收入才6700多块，单算牧民肯定更少，实际收入人均也就在5000块左右。尤其到种地的时候，特别需要钱，没有地方借。”
“没有啥机构到我们这宣传说能提供贷款，再就是农信社，手续也挺多的，放款还款必须得本人去。”乌云斯琴是嘎查的支部书记，她说嘎查里富户很少，互相借钱也很难，有的牧民连字都不会写，根本不知道可以去农信社贷款。
据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其中，低收入农业家庭有农业生产信贷需求的比例达到52%。
相对应的数据是：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而这一数据的全国平均水平为40.5%。同时，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72.4%的农村家庭中，有62.7%的农村家庭虽然需要资金但是没有到银行申请，只有9.8%的家庭向银行提出申请贷款但是被银行拒绝。
两个月后，乌云斯琴将每月一次，分十次还清贷款，每月还款1320元。“中和农信”的贷款年利率为13.4%，属于小额信贷利率的较低水平。
多种主体并存下的市场空白
“我国农村市场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其原因并非农村金融机构缺乏可贷资金。与此相反，农村金融机构并不缺乏资金，但由于缺乏良好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和技术，他们要么不在农村放贷，要么贷款回收率不佳，结果是大量资金通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系统内上存和跨区域拆借途径流出了农村市场，没有真正为农民服务。”在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看来，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客户的业务特征具有小额信贷属性，应将小额信贷与农村金融联系起来。
实际上，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并存着几种开通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主体。其中，规模最大的仍是包括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银行类金融机构。
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在部分省市的农信社试点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农信社小额信贷以其在农村地域所具有的“覆盖面大、业务量大、机构网点多”的特有优势，成为中国农村小贷业务最主要的供给主体。
“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业务更多是一种贷款额度的概念，在广度上具备了一定规模，但在机制设计上缺少针对性，尤其是服务的深度有待改进。”焦瑾璞评价。
而“中和农信”，瞄准的则正是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惠及的低端群体。“中和农信”品牌总监王静艳介绍，“中和农信”的客户52%是建档立卡贫困户，75%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我们信贷员常跟农户说，你要是能在农信社贷到款，你就到农信社贷，利率还比我们低。我们不想跟农信社形成竞争，也没必要形成竞争，客户群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在传统金融机构之外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中和农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起源于1996年世界银行在秦巴山区做的扶贫项目。2008年11月开始，基金会将小额信贷从项目制转为市场化运作，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和农信”累计发放贷款80万笔、计68亿元。项目区覆盖全国15个省的112个县，其中80%的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有34.7%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而农村民间借贷参与率高达43.8%。事实证明，农村金融存在巨大的空白尚需填补。但同时，这块因“空白”而造成的金融蓝海，其市场价值也正在被发现重估。
创建于2006年的宜信公司把握先机，利用P2P的模式将出借人与大学生、工薪阶层、微小企业主和农民进行对接。出借人通过利息收益获得回报，宜信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2009年，宜信推出了具有公益色彩的“宜农贷”平台：宜信与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合作，机构将需要借款的农户信息上传到该平台，包括照片、家庭情况、贷款用途、期望贷款金额等。出借人可以据此进行选择，出借给农民的资金会分成小份来由出借人认购。每份人民币100元，可认购多份。每完成一笔出借，借款人的借款进度都会有所更新并显示在网站上，出借人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自己的资金流向何处，甚至是借给哪一名贫困农村妇女。
通常的借款期限为一年，出借人能收到贷款总额2%的利息，宜信收到贷款总额1%的服务费用，剩余收益归农村小额信贷机构所有，用于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从2005年在有关金融部门的推动下，我国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起，到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推广到全国，近几年商业性小贷公司出现飞跃发展，一些也在农村开展业务，但其很少瞄准低端市场。
拓宽融资渠道
“有谁知道，最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做小额信贷的公益机构，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家?”三个月前，王静艳在她组织的小额信贷交流沙龙上，以这样的问句开场。事实上她心如明镜：大多数公益性小贷机构因为资金匮乏、转制困惑等原因最终难以为继，现存的几十家也大都步履维艰。
“上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项目最活跃的时候，资金大多来源于捐赠，很多是海外基金会。2000年以后，项目陆续到期，海外的捐助大幅减少，机构融资越来越难，机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看来，公益性小贷机构转型成小额贷款公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多元化，而且它是个产权比较明晰的企业，有利于走向市场。”
对此，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则持保留意见：法律对小贷公司的负债比例限制得很死，融资金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很限制机构发展。另外给的政策也不够，很多地方不承认小贷公司是金融机构，不享受税收优惠的，这是身份问题。
2010年5月，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对金融机构涉农的单笔贷款额在5万元以下(含5万元)的贷款，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象：资金雄厚的正规金融机构因风控、收益、技术成本等因素考虑，不愿意过多涉足农村小额信贷，而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机构却因身份问题难以融资;政府试图通过税收政策刺激小额信贷业务发展，而小额贷款公司却在大多数省份不被列入金融机构行列。
虽然“中和农信”依托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在享受税收优惠、获得小额信贷实验特许权和银行资金等方面比其他机构占有优势，突破了许多“民非”身份的桎梏，但其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据介绍，“中和农信”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批发贷款。2014年，为了拓宽融资渠道，“中和农信”成立了互联网金融部，开发互联网金融业务，但目前系统仍未上线。
2014年7月20日，有着丰富互联网金融经验的宜信公司CEO唐宁在“上海新金融年会暨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不能要求银行什么都做，反而应该鼓励不同的机构以不同的模式，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去解决不同客户群的不同需求，这样才能建立多层级的金融体系。”
8年前，唐宁在借鉴国外P2P小额信贷模式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信用的实际情形，首创性地推出了小额信贷服务中介模式，提供个人对个人的借款平台。规避政策上禁止咨询公司进行吸储及转贷款的规定，他采取了债权转让的方式：“比如我把钱借给张三，然后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我是张三的债主，再把张三的债权转让给您，您成了他的债主，我不承诺他回报您本金利息，这整个就是个债权的转让。债权转让过程中不涉及任何资金池。”而宜信推出的线下债券转让则是以唐宁本人为主要借出人，由唐宁先借款给需要融资的项目，理财者再从唐宁手中购买债权。
据了解，目前的宜信资产规模已经超500亿。而从2009年至今，“宜农贷”共帮助农户11966户，金额为8259万元。
公益时报记者 张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