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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赵冠军
一百多年前，成立不久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捐建了协和医院。据说落成时，小洛克菲勒参加开幕仪式，胡适去看了说：“中国一百年以来都没有这么庄严的仪式”，言下之意甚至超过了皇帝登基以及慈禧大丧。
除了捐建医院、燕京大学等，洛克菲勒家族还是中美建交和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推手。基辛格在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之前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和密友，纳尔逊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传人戴维•洛克菲勒的哥哥，曾担任福特的副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戴维任董事长的大通银行就成了中国银行的代理行，还推开了外资进入中国的大门。
实际上，洛克菲勒家族影响远不至此。从老洛克菲勒往下六代，几乎每一代都有社会公认的精英出现。
家族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鼎盛时期的资产曾占美国GDP的1%，掌控冶金、军火、汽车、飞机、化工、橡胶、食品、保险等行业巨额股份。福布斯发布过一份美国历史上的富豪榜，洛克菲勒家族创始人以3053亿美元名列榜首。
其后代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阿肯色州州长温斯罗普•洛克菲勒、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风险投资业开创者劳伦斯•洛克菲勒、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等。
洛克菲勒家族的六代传承被视为传奇，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建立。其捐赠行为不仅使家族声望得到提升，还影响到了接班人的性格和行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拥有巨额财富的洛克菲勒决定急流勇退，建立基金会持续进行捐赠呢?公开的原因是，他身体不好积劳成疾，因曾弱肉强食压力巨大，劳资冲突引发宅院受到袭击而蒙受重大打击，社会负面评价造成巨大心理问题。
纪录片《谁造就了美国》描述了一个细节，由于担心墓地被破坏，洛克菲勒的棺木被放在一座炸药都无法炸开的墓穴中，上面还铺上了厚厚的石板。
在这一背景下，洛克菲勒从旗下的很多企业中退出，并建立了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
在美国，基金会主要分为四类，社区基金会、私人基金会、公司基金会和运作型基金会，其中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或家族捐赠，也被称为家族基金会，洛克菲勒捐赠成立的就是私人基金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财团领袖也纷纷成立私人基金会，美国出现了富豪发起成立私人基金会的群体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恐怕就不能用洛克菲勒家族的个案来解释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过程，会发现群体捐赠现象的出现，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公益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期，是政府的自主改良和社会批评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了基金会的集中设立。分析当时的整体环境，对于当下的公益事业发展而言，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一，政治改革、反腐压力改变政商关系。
19世纪末，美国外来人口达到新高潮，大批移民进入城市，1900年城市人口从1860年的600万增至2400万。经济高速增长，1870至1913年美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个阶段却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财富集团实现了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弱势群体的权益无从保障。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被求职未成的公民枪击身亡后，社会开始集中抨击腐败现象，催生了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要求改革文官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促成反腐败法律和机构的快速出台与建立，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政商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财富集团需要重新谋求影响政治权力的方式。
第二，垄断经济解体，财富集团需要重新分割。
反垄断对托拉斯企业的经济权威产生了巨大压力，托拉斯企业遭遇极大的不信任。1904年美国共有318个工业托拉斯。在工业垄断的同时，银行业也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的金融资本。
1901年银行巨头J.P.摩根组织美国钢铁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掌握花旗银行，最终导致了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通过，以及宣扬打击托拉斯的西奥多•罗斯福的民粹主义，财团最终被迫解体。
第三，遗产税开征及税制改革。
联邦遗产税在1788年开始作临时课征，1916年开征总遗产税，高达40%。为了减少偷税行为和公平税负，政府又在1924年开征赠与税作为遗产税的补充(最高一级税率为50%)，但捐赠可以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一直到1976年以前，美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分设税率，分设抵免项目和扣除项目，为其他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四，社会批评力量暴涨。
作为进步力量的新闻媒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报纸成本大幅降低，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又使报纸需求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市场化的推进，新闻媒体在财政上脱离对政治机器的依附，新闻媒体不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视个体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现出与它们泾渭分明的立场。
1870年，独立性报纸的比例仅为11%，至19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2%，媒体开始集中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尖锐的批评，冷酷、贪婪、“强取豪夺”、“强盗大王”等词汇被用在富豪们身上，引发了人们对财富的反思。
第五，宗教财富观。
洛克菲勒的儿子小约翰•洛克菲勒在1962年的《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属于上帝，我们只是管家。”这样的表达与新教伦理中关于财富创造的虚拟价值链是一致的。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劳动是人的天职，与懒惰相比贪婪并不可怕，上帝的“理想国”是人人富足而快乐，拼命赚钱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上帝的理想，财富的所有权是上帝的，慈善是一种利已行为，捐于他人拯救自我。
作为追溯美国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的《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作者提出，美国植根于17、18世纪来自欧洲淸教徒们的四大精神礼物，理想主义的使命感、亲历亲为的工匠精神、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以及互䃼与共治的组织能力。美国虽然是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宣告独立，但主体移民都是曾经英国富有冒险精神的一批人，清教徒来到美洲新大陆，就是因为不接受英国圣公会的权威。
在此之前，绵延的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化算起至少也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组成西方文明的三大基因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希腊文化强调现实和谐，罗马文化强调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基督教文化强调唯灵主义，通过近代的文艺复兴，特别是宗教改革，得到了彻底的发展，形成了现代西方文化，被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总结为“杂交优势”。
第六，捐赠税制优惠和基金会提升竞争力。
按照制度设计，捐赠享受税收减免和资本收益，既免除捐赠者所得税，也免征遗产税;基金会投资收益只需缴纳1%~2%的消费税;遗产捐赠成立基金会之后，资产性质发生变化，私人资产成为了公共资产，接受社会监督和法律保护;基金会可以为特定对象提供高薪工作，家族成员可以长期受益;基金会可以提升财富竞争力，扩大家族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基金会虽然要求每年必须至少用掉其资产的5%，但这包括管理费用，而且剔除房屋等固定资产，即便是所有支出都是行政办公费用也不违法。
总体来看，成立基金会既可以助力解决社会问题，树立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还可以避开缴纳遗产税和赠与税、个人所得税，同时还可以建立、传承家族政治、文化人脉。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税非常低，且家族对基金会仍可以长期行使控制权。
仅有捐赠的动机和愿望是不够的，创立基金会需要巨额财产作后盾，让富豪们把钱捐出来离不开外部的压力和制度设计。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发展的土壤，促进了经济发展，产生了第一批巨富，从而为基金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政府的自主改良和社会批评则十分有效地推动了公益的力量，促成了进步主义运动，有远见的富豪们顺势而为融入潮流。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当时这一行动的明智与敏锐。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曾评价：“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制及其背后的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由蠢材们运作的体系”。
海面上波涛澎湃的时候，最大的风浪也只能影响到海平面以下几十米，一百米以下是宁静不动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很多规律是不动的。
这一演变过程告诉我们，审视公益行动的过程，既要尊重崇高的意义，也不能高估资本的道德血液，理性是促进这一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作者为《公益时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