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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皮磊
据民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全国共有75.7万个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其中，社会团体有35.4万个，社会服务机构39.7万个，基金会6062家。2016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固定资产达2746亿元，接受各类社会捐赠653.7亿元，动员志愿者191万人次。
2017年12月初，《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发布，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重点领域，包括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倡导志愿扶贫、其他扶贫行动等。
民政部举行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要引导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2018年2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民政部专场新闻发布会，再次提到“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事实上，近年来很多社会组织都积极开展扶贫实践，通过富有创造性、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工作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政府、企业扶贫形成优势互补。那么，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都有哪些模式?相较于政府及企业他们又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从单一项目到公益集群
2011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学校男女寄宿生体重分别比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低10公斤和7公斤，身高低11厘米和9厘米。
同年4月，邓飞联合500位记者、国内数十家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了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以下简称免费午餐)，倡议为贫困学童提供热腾腾的免费午餐。一方面，项目与县级政府联合，筹资补贴给那些不能完全开展热食午餐的学校;另一方面，项目对缺少成熟帮扶政策的学龄前儿童开展免费午餐项目。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募集善款过3.6亿元，在26个省区市累计开餐学校数量为931所，累计受惠人数过25万人。同时，该项目也直接影响了政府政策，成为社会组织推动政府行动的典型案例：2011年11月，国务院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乡村儿童营养状况。
不过，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吃饱饭只是第一步。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孩子们在生活中还面临很多问题。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祖父母辈无力照顾以及家庭贫困等原因，很多孩子生病后无法及时就医。而在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基于此，邓飞团队发起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旨在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为孩子们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让众多农村儿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国家大病医保基础上，又多了一份医疗保障。截至目前，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已经覆盖全国10个县，保障儿童1,251,542名，投保总金额达46,970,171.70元，赔付总金额达27,821,616.22元，赔付总人数为7520人。
此后，邓飞团队又开发了一系列公益项目，从单一公益项目发展为乡村公益集群：“暖流计划”，帮助贫困山区学童募集基本的生活、学习物资;“会飞的盒子”，为贫困地区上学路途遥远的中小学生提供可移动、智能的模块化宿舍;“拾穗行动”，提倡一个家庭一年捐助2600元对接一名单亲失依孩子，持续扶助其改善生活状况;“e农计划”，立足销售乡村优质农产品与旅游资源，提升农民收入，进而帮助中国乡村自我造血与可持续发展……
“我们在一些贫困县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增加儿童福利，建立本地友好关系;帮助农产品出村，把农产品卖给城市的捐款人和志愿者;培训当地年轻人做公益或者投入农业领域。我们尝试用系统的手段去实现扶贫脱贫目标，用中医思维来解决贫困这一系统问题，通过多方联动、多中心、自组织去唤醒人们自身的力量，进而实现系统改善。”邓飞谈道。
他表示，在扶贫事业中政府在用力，比如制定扶贫政策、派出公务员进入乡村支持农民脱贫;企业在大力投入资金和人力;社会组织虽然没有公权力，也没有资本资金，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近年来社会组织因为高铁和移动互联网等工具及技术的普及发展迅猛，资源极大增加，且社会组织能够跨界合作、机动灵活，能够发动多方资源。我们通过行动创造价值，从而获得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支持，有活力地成长。而且社会组织的行动基于兴趣、情怀和价值观，所以也更具内驱动力。”
从慈善救济到精准扶贫
1月中旬，由阿里女性合伙人创办的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将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养育未来”引入了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宁陕县。该项目致力于填补贫困地区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空白，让农村孩子不再输在起跑线上。
此前一项针对秦巴山区贫困家庭婴幼儿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的认知和运动能力发育滞后于同年龄段儿童的比例分别为53%和33%。此举将是中国乡村地区首次以“整县模式”发力婴幼儿领域、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一次实践。
记者了解到，“养育未来”项目由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引入专家学者和专业学术机构一起设计完成，项目实施对象定位精准且专业性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蚂蚁金服董事长、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副主席、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彭蕾表示，该项目的实施还将为大量女性提供就业机会，让她们在离开孩子外出打工之外又多了一项选择。
同样是开展精准扶贫，百年职校将重心放在了职业教育方面。
2005年，姚莉等一批爱心人士在北京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全免费公益职业学校——百年职校，通过职业教育实现精准扶贫，为贫困年轻人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及未来发展。这种公益模式也完成了从以往的慈善救济到精准扶贫的转型。
据介绍，百年职校的公益模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直接服务于贫困年轻人，招收的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低保线或常住地最低工资标准，落实精准扶贫;
第二，全免费正规职业教育：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住宿、一日三餐、四季校服、学习用具等学习生活条件，毕业生除获得正规就业机会，还能获得中等职业教育学历，为日后深造奠定了基础;
第三，学校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公益平台：广泛接受社会公益资助，与基金会、企业、政府、非政府机构及个人开展合作。
学校根据现阶段的市场需求和教学资源特色，设置了七个门类的职业技能主修课程，每个门类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和进阶及拓展课程三个模块构成。除了培养职业技能，学校也非常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开设了人生技能课程，这也是学生在百年职校学习的开端和基础，贯穿于三年的学习生涯及生活细节。
百年职校秘书长刁文表示，相较于公办和民办职业教育，虽然学生最终都是走向就业岗位，但结果明显不同。百年职校帮扶的都是最弱势、最贫困家庭的子女，学校的公益职业教育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就业，还包括温馨的学习生活环境以及着眼于未来发展的培养模式。学校解决的不仅是当下教育成本和机会的问题，还解决了学生未来的发展问题，避免他们再次陷入贫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效果体现在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持续改善上。13年来，我们通过优质的职业教育让5000余名贫困学生拥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为家庭的支柱。同时，百年职校在职业教育课程和体系上的创新，让他们能够继续深造、晋升，拥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可以从容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刁文谈道。
让优质公益资源下沉到基层
公益资源如何才能触及贫困的“最后一公里”?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看来，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以及贫困山区等地方对资源的需求最大，要想解决深度结构性贫困问题，必须让优质公益资源下沉到基层，公益组织也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研究。
云南省勐腊县瑶族村寨河边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接壤，是一个蓝靛瑶自然村寨，背靠热带雨林。李小云经过调研发现，2014年至2015年河边村每户平均收入是13277元，人均纯收入是3193元，远低于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0489元，也远低于云南省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456元。
李小云还发现，当地农户居住分散、交通极为不便、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脱贫主观能动性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为解决这种结构性贫困问题，李小云于2015年在当地注册成立了“小云助贫中心”，希望结合自己多年扶贫工作的经验，下沉到当地，联合政府、村民一起探索致富的新方式。
根据当地的自然及人文条件，李小云提出河边村必须发展复合型产业，即基础性产业、辅助产业和主导产业同时发展。通过发动政府及社会力量参与，将外界资源引进来，当地也有了自己的公益产品，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样是让优质公益资源沉淀到基层，黑土麦田选择了为贫困乡村引入优秀人力资源——每年选拔、培训、资助、支持一批国内外顶尖学府的中国籍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开展产业扶贫和社会服务。该项目有一个很时尚的名字：乡村创客。
项目选中的优秀毕业生将成为“扶贫专员”“村主任助理”，扎根乡村并带领村民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产业扶贫。除了给予创客们合理的经济补贴和奖励，黑土麦田也会为创客们提供系统培训，让他们在帮助农村脱贫致富的同时，自身能力也不断提到提升。在两年服务期满后，黑土麦田还会为创客提供深造、就业及创业等多元的出路选择与支持。
另外，黑土麦田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开展了“精准扶贫”专项研究生，创客们可获得黑土麦田的全额奖学金，可以边工作边读研，且驻村服务实践还将作为专业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期满后获得农业硕士学位。模式上的创新让黑土麦田得到了民政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成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优秀案例。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