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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20年间，科技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能，人类社会财富集聚增长，上市公司市值频创新高，但社会问题也尤为凸显，表现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一项测算显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每年需要约3.5万亿美元，政府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重要力量挑战不小，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也面临可持续发展压力。
当前，以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积极参与其中。
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于去年12月在深圳福田举办期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指出，“将公益理念引入商业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把商业手段运用到公益领域，让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让投资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
马蔚华曾表示，从美国推动影响力投资中可看出，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十分重要
社会影响力投资几何?
“影响力投资”一词最早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于2008年前后提出。2013年6月6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伦敦举行的G8社会影响力投资会议上，发表以《影响力投资的威力》为题的主题演讲，指出影响力投资能“解决即便连政府都感到束手无策的社会棘手问题”。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曾说：“只有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社会问题才最终能够得到解决。”
十年间，影响力投资已逐渐成为全球热词。
影响力投资的本质是运用资金，并预期获得财务回报，投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达成解决社会问题或需求的既定目标。若有关投资未能成功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便不能视为成功的影响力投资。首先，影响力投资针对的是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其次，影响力投资必须准备为社会带来影响，即特别设计用于及旨在解决社会问题或需求方面。第三，影响力投资需要对财务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方面负责。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指出，良好的财务报表与显著的社会影响力作为影响力投资的两个主要指标缺一不可。当前，商业机构财务报表已经有着一套严格的披露标准，但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标准现阶段还有待开发。
风险与收益间寻找平衡
当前，用商业手段管理、用金融手段创新已成为中国公益创新的最新趋势。马蔚华认为，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的相似度。第一，机构运营成本要求最低;第二，资金使用效率要求最高;第三，接受内外部审计;第四，要求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第五，要求最大限度筹资。
公益组织与商业机构最大的不同是“非营利”与“营利”，公益组织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商业机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两者间发展的内部激励机制不同。商业机构发展和内部激励往往依靠自身营利就能解决，公益组织则依靠理想情怀，可持续发展较为艰难。
马蔚华认为，优秀的管理者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找平衡，不能因为投资有风险就不涉及，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控制回报。现阶段，有公益组织将资金全部存入银行同样面临风险，银行作为企业也存在倒闭的可能。
马蔚华认为，通过“公益+金融+科技+人文”的方式是机构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好方法，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容易得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青睐。
公益组织如果只追求社会效益，不追求投资回报，这样的机构发展将面临较大瓶颈，依靠情怀驱动机构发展不能持久，科技手段同等重要，在这方面企业往往走在了前列。
2014年12月，由深圳市银监局批准，国内首家致力于为普罗大众、微小企业提供差异化、有特色、优质便捷金融服务的民营银行微众银行开业，专注于传统银行不愿意服务的80%“低端客户”。几年间，微众银行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为“低端客户”提供服务，截至2017年9月，贷款客户为1000多万，贷款发生金额6000多亿元。
“传统银行中80%的收入利润来源于20%的优质客户，普惠金融就是要关注到传统银行不愿意服务的80%‘低端客户’，这无疑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也具有社会影响力。”微众银行副行长秦辉表示。
秦辉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科技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机器人学习、区块链金融、云服务、大数据都是解决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目前，微众银行的普惠金融服务还在贵州开展起精准扶贫，将普惠金融服务延伸至最需要的地方。
除了金融、科技外，人文也是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公益理念认为，社会救助即是公益的全部，这一观念应该得到改变。公益需要创新，需要用商业的方式推动发展。”马蔚华说。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影响力投资的最佳例证是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的格莱珉银行，通过公益性小额信贷的方式为困难人群创造致富机会，其吸纳客户成为股东的方式，扩大了影响力投资的效应。
深圳福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金融资源和区位优势，是中国三大金融集聚地之一，并且其特色是创新——中小企业和民间私募融资、民间融资基本都集中于此。这一切都是推进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先决基础。
国外表现
2017年7月，在美国考察影响力投资的马蔚华感受到了影响力投资在美国的发展趋势。
“影响力投资在美国成长很快，可以用强劲一词来形容。”马蔚华说，“华尔街金融的投资人士逐步开始将资本投向影响力领域，尽管现阶段影响力领域的投资回报率还有待加强，但很快会追上或赶超其他投资领域，影响力投资领域也会越来越多得到资本的青睐。”
据《公益时报》记者了解，在美国关于影响力投资已经有了“6E模型”的专业框架，通过6种方法来衡量影响力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和社会影响。
“6E模型”包括了6个以字母E打头的词汇概念，分别为经济(economics)、就业(employment)、赋权(empowerment)、教育(education)、道德(ethics)和环境(environment)。
其中，“经济”状况与公司股票价值的计算有关;“就业”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有关;“赋权”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有关;“教育”与公司在遵守和持续改进方面的成本有关;“道德”与管理企业的行为准则有关，指导人们做出对与错的判断;“环境”指标与企业对地球的影响有关。
2014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尝试发起成立“影响力投资基金”，三年间先后与自身机构内部的法律、财务、运营等部门进行沟通。2016年，一支专门用于投资社会影响力建设的“影响力基金”正式成立。2017年，为更好地与广大金融机构和资本界别合作，机构将“影响力基金”改为“影响力金融”。
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的李楠觉得，对于公益金融生态圈的建设，最大的痛点就是缺乏好的商业模式。有投资者表示，这需要有规模化的投资标的。公益金融生态系统中企业作为生态系统伙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从孵化器到加速器，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李楠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太区与各个国家合作，建立孵化器联盟，首批孵化器联盟以青年就业为主要目标。下一步要搭建加速器联盟，推动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李楠奔走于各国政府间，为促进社会影响力投资合作推广自身机构政策。与泰国财政部副部长共同推动立法，制定泰国慈善企业法案;马来西亚政府考虑给有社会环境效益的企业优先进入政府采购系统;孟加拉证券交易所表示，将社会影响力投资作为另类投资资产，放入证券交易所里面建立完整系统，跟PE(私募股权投资)和VC(风险投资)一样建立一套完整法案。
“中国市场有200万高净值人士，资产加起来达到28万亿美金，如何撬动这样的资源加入社会影响力投资，让研究机构、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值得思考。”李楠说。
而作为美国三大股指，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则给出了更为直接的答案。
1884年，道琼斯指数设立，这是一种算术平均股价指数。道琼斯指数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它的全称为股票价格平均指数。
1957年，标准普尔500(S&P 500 Index)指数设立。记录美国500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股票指数。与道琼斯指数相比，标准普尔500指数包含的公司更多，因此风险更为分散，能够反映更广泛的市场变化。
创立于1990年5月的多米尼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是美国第一个以社会性与环境性议题为筛选准则的指数。旨在为社会责任型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基准，并帮助投资者了解社会责任评选准则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
有机构比对近十年间投资收益显示，多米尼400指数中的上市公司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道琼斯和标准普尔500，这让人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影响力投资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形成影响，从而更好地吸引资本为解决社会影响力服务。
马蔚华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急需建立中国标准，社会影响力投资没有中国的参与将不完整，从中国市场来看影响力投资的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7年12月15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发布了年度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义利99”排行榜，99家企业上榜，图为前20名企业
福田试验
一年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了25年的何杰成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何杰回忆，从2006年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推行社会责任投资、碳交易、绿色建筑、绿色中国，近几年逐渐推行起社会责任立法，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虽无不披露的惩罚性措施，但这种倡导意义很大。
而现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王建军介绍，目前深交所有上市公司2000多家，共有62只投资基金专门投向责任投资领域和绿色投资领域，这些资产的净值是530多亿元。
深交所在促进影响力投资方面实施“三大抓手”：推进信息披露，促进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支持绿色企业上市融资，拓展绿色金融产品线;以证券指数建设为基础，积极倡导社会责任投资理念。
“投资就应当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这个‘义’就是社会责任。”王建军说。
2017年12月1日，深圳福田区政府发布《社会影响力投资专项政策》，成为全国首个发布这一政策的地方政府。何杰表示，政策目标将在未来5年将福田打造成初具规模的社会影响力投资高地，并推动发展五种业态发展——“社会影响力债券”(福田区企业只要发社会影响力债券，政府补贴2个百分点，连续补贴三年)、“社会影响力政府引导基金”、“社会慈善信托”、“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性投资”。
同时，开展4个方面的扶持工作，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2018年计划安排3000万资金扶持;二是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支持社会组织、金融机构进行人才初步引进和相关课程开发;三是推动社会投资主体建设，鼓励海外社会和家族机构进驻福田，按照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共建给予支持，简化注册程序;四是鼓励社会影响力的各种业态创新，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进行产品和业务创新。
何杰透露，福田区计划要打造的是“一圈、两平台、三区”。“一圈”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生态圈;“两平台”包括社会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信息汇集、交易平台;“三区”即社会影响力投资创新政策试验区、总部集聚区和研发核心区。
中和农信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标杆性案例：来自香港的天天向上基金对其投入的1亿美元是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企业领域最大的投资。
中国破局
马蔚华认为，现阶段在中国提社会影响力投资面临着四方面困难，这需要逐步解决。
第一，公众对影响力投资理念不了解，以至于选择影响力投资资本有限;第二，传统公益思想影响深远，认为公益仅存于社会救助形态;第三，公益与商业界限分歧较大，主张融合和分治者皆有;第四，现阶段缺乏对影响力投资的有效评估方法。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是中国首家社会联盟类公益机构，是支持“义利并举”社会创新创业项目的投资促进平台。
2017年12月15日，该机构在北京发布《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7)及首届“义利99”排行榜》。这是全球首套针对上市公司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体系，中国建筑、长江电力、正泰电器等99家企业成为首届上榜的义利并举的企业。
该机构秘书长白虹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影响力投资在中国存在“三大痛点”，即“通用语言的缺位”、“优质标的的缺失”和“耐心资本匮乏”。
白虹表示，首先应该打造通用语言。社会影响力投资需要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协同，有了通用语言，就能建立量化的评估工具，无量化评估，资本很难向其投入。其次应该专注于跨界人才的培养，物色既有理想和情怀又懂市场运行规则的一流人才，从而创造出一流的投资标的。最后应该在耐心资本的带动下，设立教育、医疗、健康、民生、环保等主题性基金，保证发展。
白虹透露，2018年1月，旨在培养能够指数级增长、让主流资本热捧的中国社会创新“独角兽”项目即将启动，将吸引社会影响力资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