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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骆锦强 口述 王会贤 整理
我叫骆锦强，因为从小在打工子弟小学读书，所以很早就接触到公益活动。当时并没有公益的概念，后来在公益机构工作，才开始认真思考。直到现在，我想我了解打工子弟学生需要什么，也许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
童年的辗转
随父母从安徽来京后第一所学校在丰台郑常庄，那时候我十岁，读三年级。那之后经历了4次学校被拆、重建、被关、转学。
初一的时候因为学校被关转到另一所经过审批的民办学校，但在这里读了一个星期就走了，因为父母觉得离家太远不安全。又到了新学校，因为不熟悉环境等原因，我的学习成绩很糟。
那时候，农民之子在我们学校做夏令营，我去参加，跟他们一起讨论、发起了燕山学堂，我是第一批学员之一，也是农民之子的核心志愿者，没事儿总往他们那儿跑。一到周末就跑很远到昌平参加活动，自己的零花钱都去充地铁卡。父母也不反对，觉得小孩子只要不捣乱学坏就行。当时并不知道公益是什么，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可以学点东西。
一次出走
初三面临毕业后继续上学还是工作的问题，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没有概念，我还去过一个技校学厨师，做了一次饭，但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而且读技校对家里来说压力有点大。正巧当时农民之子做公益培训，我就继续参加，既做学生也做志愿者，沟通组织同学们做城市越野、社区走访。当时的想法只是非常想了解这个世界。
刚满十八岁后，通过老师介绍，去了花旦工作室，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参与戏剧工作坊，发掘孩子自身的潜力，提高软技能。2011年，我负责做进入社区的儿童项目，每周一次，一共做七次，然后结束。时间久了，我开始觉得有些难过，这种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它就像给孩子画了一幅很美好的图画，在他们刚看清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撤走了，美好的气球突然破裂，这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然而对孩子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是很难评估的。我在想，这跟自己当年所经历的不是一样的吗？
我上小学时所接触到的公益就是经常有人来给我们捐赠，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就去排练、去大太阳底下列队欢迎，但捐的东西大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这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这种公益活动对于个体的孩子来说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什么？那时候身边的同学说：“做公益的人来了就说好话呗。”孩子是很天真的，觉得怎样讨老师和大人们喜欢就怎样说。所以可能你觉得自己做的是好事，受助人也想让你以为自己做的是好事，某种角度来说，是学生在哄你。
我反复思考，我们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解决了什么问题？看着跟当初的我一样的孩子，这种挫折感更加强烈。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再继续下去，于是不想再做这样的项目了，去年做完夏令营后便辞职走了出来。
青少年艺术社区
那之后，我也思考了很久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刚开始设想得特别丰富，后来也被朋友泼过冷水，才明白公益并不在于你办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是需要找一个点开始慢慢深入。我的切入点就是中学生。经历过在打工子弟学校读初中的阶段，我很明白这个时间段对孩子来说有多重要，而我们大多数社会组织关心的是幼儿和小学生，涉及初高中阶段孩子的相对少很多。
最初的想法是做纪录片，让外界更了解他们。但筹集资金的过程很艰难，也去过一些基金会，大多数因为觉得项目不好或者担心政治敏感等问题没有接纳。后来接触到北京市温暖基金会在做的职工服务公益孵化项目，跟他们谈得非常好，回来就发奋努力写了项目书提交上去。项目也从最初的纪录片转变为艺术社区。
我们的“心声影像工作室”不是注册机构，本不符合要求，但看到我那么用心做的项目书，基金会决定让我参加评审，并且得到了来自各方的专家的认可，但当然还是要有一个挂靠单位，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东城区助人社工事务所。这让我非常地感激，觉得突然看到了希望。
为期一年的项目，基金会提供人员、材料和设备所需资金，但考虑到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我从自己的人员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准备在我母校附近的社区租一个地方，6月底就正式开始进行活动。
这个社区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和青少年一起工作。从我的母校寻找15位学生自愿参加，由艺术家、初中生和我们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一个团队，共同进行内部管理，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展现打工子弟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些能力培养的社区课程。一方面想让这些学生了解具体操作一个项目，尝试各种挑战，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接触影像、音乐、戏剧等各种艺术的学习。工作成果出来后，再继续向社会推广。除了锻炼能力之外，这也许能为他们以后的发展提供一点更实际的帮助。
公益有很多形式，我们的项目也不只局限在社区。比如最近和一位英国朋友合作搞的音乐故事三轮车，收集不同人的故事，配上音乐，让上班的人在往返地铁与家门口之间时，到三轮车上戴上耳机，听听别人的故事。三轮车还设置了公共微信账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用声音、文字等形式发给我们，来讲给别人听。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用不同的方式了解世界。（骆锦强 口述/王会贤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