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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 本报记者 文梅
王瑾，NGO 2.0创始人兼秘书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比较媒体系讲座教授、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她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周荣庭教授一同创办了NGO 2.0这个以技术公益为核心的公益组织，带领团队助力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信息化能力建设。
1950年，王瑾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从小家境艰难。尽管如此，对子女期望甚高的母亲还是执意将王瑾送进了台北市知名的贵族学校就读。由于当时和她一起读书的都是达官权贵的子女，家境不好的王瑾在那里很难得到承认和重视。也正因如此，她不关注所谓的“达官贵人”，反而对中下阶层的人充满悲悯和关怀。王瑾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执教16年。在那里，王瑾发现杜克大学有一些精英学者会很慷慨激昂地为一些弱势群体发声，但实际上他们阐述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这让王瑾很难接受。2001年，王瑾离开大师频出、人文学术氛围浓厚的杜克大学，选择了向她抛出橄榄枝的麻省理工学院。
对于NGO 2.0所做出的努力，腾讯创始人之一、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起人陈一丹曾评价道：“NGO 2.0生于批判，兴于创新……正是因为有着像NGO 2.0这样的机构不断倡导‘互联网+公益’的模式和理念，互联网公益才有了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
王瑾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清醒。她告诉《公益时报》记者，研究学术和文化的人应该经常站在边缘批判主流，而不应被某些光环和虚荣所迷惑。
筹款和人才是难点
《公益时报》：NGO 2.0已经走过10年公益旅程，这中间哪些坎是比较难过的?
王瑾：可以说，NGO 2.0是国内第一家通过推广技术公益项目做公益的公益组织。我觉得直到现在，大家对何谓“技术公益”这个概念并不清楚，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有资源的人其实对这件事并不懂。尽管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互联网公益的信息化非常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进行专项资助的非常少，因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始终是两个：筹款和人才。
《公益时报》：关于筹款的困难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王瑾：现在基本上我是以MIT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为核心进行筹款。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总的来说好处大于坏处。比如我在国内的时候，筹款时可能就相对容易一些，但机构下属员工去筹款，人家就未必那么待见了。
优点就是，NGO 2.0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国内搭建技术公益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构成需要各种跨界资源来支持，而我MIT新媒体行动实验室的品牌就有这种聚合力。比如说，只要与其相关的大学、创客社区或者互联网公司，因为有我这个身份，更容易将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搭建起一个多元化主体的技术公益平台。
也谈“公益产品化和规模化”
《公益时报》：目前国内好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声音，就是“公益一定要做成产品”，你的观点是?
王瑾：首先，大家对公益产品的理解不同。认为“公益要打造成产品”只是目前公益生态圈里的思路之一，这种思路当然也很好，我也不否定。可是问题是当这种思路变成主流的时候，势必会过滤掉其他一些多元的声音。要知道，任何一个行业想要健康蓬勃地发展，不能只有巨头。就像我经常引用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公益行业的发展不能只有大树，没有草地。” 最初我们培训中西部的公益组织做技术公益方面的提升，就是帮助最弱的群体逐渐懂得应用自媒体，替他们寻找本地的各种资源，赋能予他们。
其实我们NGO 2.0一直在做的就是搭建平台的事情，并非单纯做产品。有平台的助力，这个行业才能可持续。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各方主体能够携手行动，成立一个技术公益联合机构，更好地推动公益生态发展。
我也注意到，现在另外一种声音就是“公益规模化”。实际上，MIT媒体实验室既不注重规模化，也不追求产品化，他们唯独看重的是创新，汇聚的是创新能量。他们更渴求的是创新带来的那些美妙的灵感，这些东西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加感性、兴奋，带来更多启发。
《公益时报》：你如何界定商业与公益的关系?
王瑾：这里面需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我们说“商业向善”一定是应该大力倡导的，企业需要践行社会责任，而且多多益善。反过来说，公益机构是否一定要变成商业化的运营才有发展，这可不是说你想要变就能变的。另外，有的机构打算或者确实可以发展成社会企业，但你不能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都以为做社会企业很容易，绝非如此。但问题是如果现在很多大的公益组织都认为走这条路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甚至是唯一的途径，那显然探索其他道路的机构就拿不到资金了，因为这个行业的资金流动毕竟有限。
也有些公益人对公益组织向社会企业蜕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个我也不同意。说到底，公益和商业的关系其实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我认为这种选择是根据各机构的实际发展状况而定的。
“未来村庄”：技术公益升级版探索
《公益时报》：NGO 2.0的十年发展与你当初的设想一致吗?
王瑾：真的很不一样。最初我们就是想帮助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公益组织做培训，提升他们的信息化能力。后来越做越发现，其实他们最匮乏的是资源，于是我们又慢慢向这个方向倾斜和努力。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的初心始终没变，就是赋能于草根公益组织，助力他们发展。截止到今天，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10年，大约培训了1700多家机构，从最初面向中西部的社会组织培训到今天面向全国的社会组织来培训，成果还是很大的。
“技术公益”这个概念，中文好像很难阐释得特别清楚，但英文比较直接，就是ICT4GOOD，ICT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简称。我们前十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点I和C，即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播，任务是提高社会组织的信息化组织和传播能力。我们另外一个旗舰项目是“技术公益马拉松”，体现的是T技术这部分内容，就是科技公益。从2013年至今，我们已经做了8场技术公益马拉松，目的是对接创客和公益机构，通过协同设计一起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
《公益时报》：你们最近开始尝试的“未来村庄”公益项目和这部分内容有关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技术公益新项目，它强调的是从下而上的社会实践和创新，它所帮扶的对象不是一二三线的城市，而是贫困地区的村庄，是广义的技术、设计与扶贫理念相结合，在村庄落地的一种模式和实践。
假如某地村庄发展过程中遇到某一个具体问题，公益人和技术人员就坐在一起，商讨如何解决该问题。在此过程中，集结多元的创客和研究者，参与者包括村民、高校老师，大学生、高中生、设计师、工程师等，大家以协同设计的方式参与其中，最终的愿景是共同助力其发展成宜居、生态可持续、科学而又具有人文情怀的村庄，其形态和成果充分凝聚了科技、能源、硬件、材料、建筑、生物生态、设计、公共艺术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智慧结晶。
《公益时报》：听上去这个“未来村庄”很“高大上”，问题是基层认知度和接受度高吗?
王瑾：“未来村庄”是一个开放的入口，所有的创客都可以在此沟通和碰撞。它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极致体现，强调的并非个人创新，而是个人与社区互动之后产生的创新和能量。
目前我们已经和一些基层政府进行了对接，他们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还去了雄安探访，寻找合适的实验基地，我觉得只要所有的元素都到位且契合，都能发挥其良好的效应，那么未来这条路就值得探索，也会很精彩。
《公益时报》：你是否注意到这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变化?
王瑾：我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科技大学的发展方向来说，其本质就是要通过科技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可以说，目前中国互联网参与公益的创新性和多样化是远远超出美国的，比如说支付方式、比如说互联网筹款、募捐，还有最近几年开始推广的99公益日等。我们发现国内的技术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公益、推动公益，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技术公益的发展水准也进入领先行列，其实当下就技术公益的层面来看，与美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希望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重视技术公益的组织，把一些看似基础性的技术常识和工作程序加以推广和普及，并不断挖掘和培养出更多的技术公益人才，为链接一个多维健康的公益生态圈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