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公益时报》：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在申请注册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会从2010年10月开始筹备，2011年2月底拿到执照，前后经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坦率讲，过程并不顺利，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每件事都处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时间看起来很短。

我的经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这个东西，哪些因素会导致它不成，分析障碍，然后一个个去克服。

我当时到民政部找负责注册的部门，和这些人开会，问他们我想注册基金会，需要准备什么，你帮我列出来。再多问一句，正常情况下，哪些方面是会造成困难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让你填注册基金会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社会问题，说可以这么说，但需要哪些资料才能证明你目的的真实性，而不是为企业做宣传呢？让负责注册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帮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国公司背景，但注册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个中国人代表公司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所有能预料到的问题都收集起来，提前解决掉，未雨绸缪才能提高效率。

实际上申请注册的表格很简单，十分钟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来，发现一个问题不行，回去改，一个月，再提交，再发现一个问题，再回去改，又一个月。这就是先前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公益时报》：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有多少？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项目支出的数额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大约三千多万。包括安利中国的注资、公司内部员工的捐赠还有一些社会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社会上其它机构的捐赠。项目支出和捐赠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为最后的年报没有出来，我不能给你准确的数据。

《公益时报》：安利在中国的营销模式受到很多议论，有人分析，安利在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关系。那么你认为外企在华经营政府关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匡冀南：首先，我从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个难沟通的政府，问题在于你花不花力气去沟通，你用的人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想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不难，公司先要重视这个领域，肯花人力、资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规律，研究怎样沟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简单、最能让双方达成共识。

安利的营销模式让我们不得不经常与政府接触，所以我们在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某个政府部门对你的某个领域做质询，他其实并不了解，他考虑的只是按照相关的文件去卡。但这个文件是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的，也有处理的办法，如果你不沟通，这部分业务就不能开展，所以逼着你想办法、找资料，并将这些翻译成政府的语言解释给他们听。这不是违反和对抗，而是将彼此变成合作伙伴的关系来共同寻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时报》：一般跨国公司的捐赠都有着严格的总公司审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否能独立执行其捐赠行为？在项目运作等方面，机构又如何保持独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业基金会对于企业CSR来讲，一定会比你单纯的捐款行为更有技术含量，更能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对提升整个行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安利基金会在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所有的捐赠行为只需要向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不需要向总公司报批。但在人员上，基金会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暂时没办法完全独立出去。一是因为人手不够用，很难招到既懂得跨国公司运营规律，又有着公益组织运作经验的人。另外，基金会有时需要在安利系统内执行某些东西，尤其是调研和监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学的哪些数据，发一封邮件给我们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这是安利基金会的特色，利用安利庞大的终端销售人员网络，有效精准地处理某些事务，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会付出成本。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项目上的独立性，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基金会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

《公益时报》：目前，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相继推出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但评估标准并不一致。你认为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更为有效合理？

匡冀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排名应该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说你捐了多少钱，而是说你的贡献让这个社会问题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观。

可能你捐的钱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调研，更好的号召力，更有效地解决了某个社会问题。这比你捐了一大笔钱却没有很好地跟进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的尊重是不够的。

《公益时报》：从公益从业者的角度看，对于公益行业，你希望政府未来有怎样的引导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创造更优越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领域里来。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应该有很多专业素质和管理素质都突出的人才。他们应该有很强的市场意识、社会服务意识，有很强的敏锐度，有战略眼光。而现在，这些人都在企业里呆着。

这个领域的人才缺乏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前几天我给基金会的募款人员上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些基金会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们完全没有市场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们的募款方法很简单，告诉捐方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事，这件事很有意义，我需要帮助，请你把善款给我。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机构在关注这个领域，很多人都在做，凭什么我把钱给你。捐赠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并且不是单选，不一定非选A或者B，还可以选很多家，甚至可以选E：以上均不。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这在企业里简直无法想象，我生产方便面，怎么会不考虑其它生产方便面的厂家卖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做通盘的市场分析才能推出我的产品。但在公益行业，这些分析和沟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当务之急，这个领域需要从企业引进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给他们多少钱，可以用其他方法，帮他解决户口、给他提供一些荣誉等等，给这些人一个信号上的指引。

《公益时报》：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在申请注册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会从2010年10月开始筹备，2011年2月底拿到执照，前后经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坦率讲，过程并不顺利，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每件事都处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时间看起来很短。

我的经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这个东西，哪些因素会导致它不成，分析障碍，然后一个个去克服。

我当时到民政部找负责注册的部门，和这些人开会，问他们我想注册基金会，需要准备什么，你帮我列出来。再多问一句，正常情况下，哪些方面是会造成困难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让你填注册基金会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社会问题，说可以这么说，但需要哪些资料才能证明你目的的真实性，而不是为企业做宣传呢？让负责注册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帮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国公司背景，但注册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个中国人代表公司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所有能预料到的问题都收集起来，提前解决掉，未雨绸缪才能提高效率。

实际上申请注册的表格很简单，十分钟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来，发现一个问题不行，回去改，一个月，再提交，再发现一个问题，再回去改，又一个月。这就是先前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公益时报》：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有多少？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项目支出的数额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大约三千多万。包括安利中国的注资、公司内部员工的捐赠还有一些社会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社会上其它机构的捐赠。项目支出和捐赠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为最后的年报没有出来，我不能给你准确的数据。

《公益时报》：安利在中国的营销模式受到很多议论，有人分析，安利在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关系。那么你认为外企在华经营政府关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匡冀南：首先，我从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个难沟通的政府，问题在于你花不花力气去沟通，你用的人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想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不难，公司先要重视这个领域，肯花人力、资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规律，研究怎样沟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简单、最能让双方达成共识。

安利的营销模式让我们不得不经常与政府接触，所以我们在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某个政府部门对你的某个领域做质询，他其实并不了解，他考虑的只是按照相关的文件去卡。但这个文件是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的，也有处理的办法，如果你不沟通，这部分业务就不能开展，所以逼着你想办法、找资料，并将这些翻译成政府的语言解释给他们听。这不是违反和对抗，而是将彼此变成合作伙伴的关系来共同寻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时报》：一般跨国公司的捐赠都有着严格的总公司审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否能独立执行其捐赠行为？在项目运作等方面，机构又如何保持独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业基金会对于企业CSR来讲，一定会比你单纯的捐款行为更有技术含量，更能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对提升整个行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安利基金会在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所有的捐赠行为只需要向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不需要向总公司报批。但在人员上，基金会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暂时没办法完全独立出去。一是因为人手不够用，很难招到既懂得跨国公司运营规律，又有着公益组织运作经验的人。另外，基金会有时需要在安利系统内执行某些东西，尤其是调研和监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学的哪些数据，发一封邮件给我们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这是安利基金会的特色，利用安利庞大的终端销售人员网络，有效精准地处理某些事务，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会付出成本。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项目上的独立性，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基金会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

《公益时报》：目前，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相继推出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但评估标准并不一致。你认为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更为有效合理？

匡冀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排名应该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说你捐了多少钱，而是说你的贡献让这个社会问题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观。

可能你捐的钱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调研，更好的号召力，更有效地解决了某个社会问题。这比你捐了一大笔钱却没有很好地跟进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的尊重是不够的。

《公益时报》：从公益从业者的角度看，对于公益行业，你希望政府未来有怎样的引导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创造更优越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领域里来。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应该有很多专业素质和管理素质都突出的人才。他们应该有很强的市场意识、社会服务意识，有很强的敏锐度，有战略眼光。而现在，这些人都在企业里呆着。

这个领域的人才缺乏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前几天我给基金会的募款人员上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些基金会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们完全没有市场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们的募款方法很简单，告诉捐方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事，这件事很有意义，我需要帮助，请你把善款给我。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机构在关注这个领域，很多人都在做，凭什么我把钱给你。捐赠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并且不是单选，不一定非选A或者B，还可以选很多家，甚至可以选E：以上均不。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这在企业里简直无法想象，我生产方便面，怎么会不考虑其它生产方便面的厂家卖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做通盘的市场分析才能推出我的产品。但在公益行业，这些分析和沟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当务之急，这个领域需要从企业引进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给他们多少钱，可以用其他方法，帮他解决户口、给他提供一些荣誉等等，给这些人一个信号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