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闻
2013-02-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会贤
公益起步
2003年非典期间，正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的谭红波，同宿舍的兄弟创立了一个公益社团，之后的几年，因为公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个社团成为中央民族大学规模最大的社团之一。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尚立富（《行走西部》作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助理）从西部考察回来，带了很多照片要做展览，找到了这个社团。展览的时候和谭红波商谈，想组织大学生过去支教。不同学校展览一圈下来，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碰到一起，在杨东平老师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了西部阳光行动。
西部阳光的前几年，这些发起者做了很多基础工作，那时候参与进来的一些捐助人，很多至今还在支持西部阳光的项目。现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在队伍和项目建设上都已经很专业，驻校社工、农村幼儿园等方面做得也比较持续和深入，这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2005年，谭红波去了为西部阳光资助方之一的美新路，做它的大朋友项目助理。虽然这段经历只有四五个月，但他在项目制度、流程管理等方面收获颇多。随后谭红波到杭州工作，做市场和生产管理，同时做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中国区项目。项目最初很简单，只是做些扶贫资助的事情。后来在谭红波的影响下，开始做教师培训、代课教师支持等更持续性的工作，宁夏西吉村医培训、梯田改造等项目也在那时候展开。
感受这些年公益领域的变化，谭红波说：“最初做西部阳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曲高和寡，志愿者都是新鲜的事物。现在进入公益行业的人明显多了，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形形色色的人都来了，也带来很多问题，不像原来那么单纯。”
认识社会影响评估
从杭州再回北京，谭红波来到救世军北京办事处，一做就是四年。救世军科学完善的项目管理流程、审批制度，每年针对项目人员的培训，对他的专业性和公益理念认识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原来打游击的方式变成了规范系统的手段。”谭红波说，最初做草根NGO，完全没有可借鉴的东西，都是自己摸索。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救世军对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管理员会不断追问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在青海为农户做的饮水项目，管理人员会问这样挖掘和埋水管会不会对周围环境、地理造成破坏，会不会影响原来使用此处水源的居民。即便你身处当地，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问，也要详细解释清楚。
“最初会觉得幼稚和束缚，但最终发现，这种社会影响评估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我们在出台一个重大项目之前，一定要对工程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做足够充分的评估，会产生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如果有负面影响，要想办法将其降至最低。”有些项目的前期评估和申请阶段可能会做上一年的时间，但立项通过之后，就能很顺利地做下来。因为实施之前已经把可能带来的问题都考虑到或解决掉了。
这恰恰是国内很多大小项目都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许多事情拍拍脑袋就做出决策了，缺乏充足的社会影响评估，而后则会引发一连串后续的问题要继续弥补。不好的地方则是过于强调民主带来的效率太低、拖延，没有人敢承担责任、进行决策，这也会导致浪费人力和财力成本。
深度参与
谭红波说，在救世军的这段时间，最开心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真正地做项目，不是肤浅地应对问题，而是深入当地，与受益对象在一起，研究执行办法。比如青海的饮水项目，跟村民商量埋水管的方式，不能像自己简单设想的那样，把水管引到每所房子里就行了，当地的房子是用土建的，一旦水管破裂，房子可能会塌掉，所以就在村子里建几个取水点。实际执行中也发现当地人丰富的想象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国内机构中感觉对项目的实际参与比较少。”
谭红波现在就职的泛海公益基金会由企业筹建，不用考虑筹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把项目做好。工作之外，谭红波也会自己参与和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申请成为美新路的“大朋友”项目志愿者，体验它的项目流程；组织一对一助学，看看这其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组织给学校换桌椅。他认为，有些事情顺便做了，就会帮到一些人；另一方面，也通过小的项目体验这些活动方式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同时了解捐助人和受益者的想法。
对国内慈善组织的观察，谭红波认为，整个公益大环境包括政府的容忍度是越来越宽的，比如《北京市慈善事业促进办法（草案送审稿）》中规定的联合劝募，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
“现在真正在公益项目上投入得不够，而是关注筹款和公关，而这两方面做得也并不好。其中项目没做好是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谭红波认为，其实任何机构都会有问题，正视问题，甚至坦诚自己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未必不能获得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