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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雪弢
在这档公益性质的电视节目中，涉及了很多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妇基会的母亲水窖、儿基会的春蕾计划、红基会的天使计划、青基会的希望工程都在其中。在做这档节目的过程中，高瑞立给自己充分补课，他看了很多书，《财富的归宿》、《中国慈善简史》、《漫谈公益》等等，这让他对公益开始有了了解。
“通过春暖2007，我对节目过程中接触的不少基金会有了不错的印象，包括红基会。那次合作过程与红基会沟通较多，红十字天使计划还通过我们节目设立了子基金，用于援助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我们还联合出了本书叫做《有爱就有奇迹》。”提起当年做节目的很多细节，高瑞立仍旧记忆犹新。
2009年，高瑞立加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来这里一是因为通过做那一系列节目得到了教育，另外也是感觉发展空间很大，因为看到美国100多年前就开始有基金会，很多公益组织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一行业真的很有发展空间。”对于这次跳槽的原因，高瑞立直言不讳。
身在其位言其职
高瑞立现在负责的工作是筹资和外联。作为红基会筹资联络部副部长，高瑞立很愿意跟人聊他对筹资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筹资方式在向多样化、向好的方向转变。
“以往很多年我们往往是通过灾难筹资，有了大灾大难才去捐赠，没有灾难的时候没人劝募，也没有人想到捐赠。”高瑞立说。这样的筹资对公益组织来讲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办法对筹到的钱进行规划。
高瑞立说，经历这些年的发展，现在筹资已经常态化，并形成了项目体系，每个项目都需经过调研实践和需求评估。“比如红十字天使计划，不但救助白血病、先心病患者，还为盲人进行就业培训等等。通过这样的项目、常态化的筹资，我们告诉企业和公众，我们是在救助这样的一些人。”
对于公众捐款意识的改变，高瑞立的感触也很深，他说：“以往大家认为只有富人才能捐赠帮助别人，这实际上是误区。这些年公众的观念已经纠正了过来，做公益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钱多多捐，钱少少捐。”高瑞立接待过不少个人捐赠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北京大妈，特意从丰台区跑到东城区红基会的办公地点，说自己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金用不完，愿意每月捐赠100块钱。“大妈说，我每个月都跑过来捐太麻烦，能不能把我的存折和你们的账户挂起来，每月定期从我这划100块钱。”高瑞立说，“这就是公众捐赠的意识提高。”
向往数据库筹资
高瑞立说，在发达国家，每年的社会捐赠大概80%来自社会公众，只有20%是来自企业和机构。他认为，国外公众捐赠能占这么高比例，一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好些，福利社会保障措施相对完善，没有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公益组织通过各种高效的渠道和筹资方式来吸引公众捐款，比如说数据库筹资。
2009年10月，高瑞立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第29届国际筹款大会。那次大会上，他和欧美一些国家的公益慈善组织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它们的数据库筹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你捐赠的时候我就把你的数据采集进来，包括性别、住址、捐赠习惯等，用以积累数据库；你捐赠后我会主动告诉你，你的钱用在了哪里。这是公益组织及时有效对捐赠行为的回应和反馈，既有利于建立信任，同时也是一种公开和透明的方式。”谈起数据库筹资，高瑞立滔滔不绝，“经过初次捐赠行为，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个值得信任的公益组织，做的事情跟我的意愿是一致的，甚至超乎理想做得更好。这种关系建立后，越积累越多，良性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在捐赠越来越多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对捐赠预知并进行规划，有计划地开展公益项目。“数据库筹资实际上还是一种人际传播，这比在电视上做100条广告都要强得多，对组织的公信力、美誉度和品牌塑造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瑞立认为。
那么为什么国内没有看到这样的筹资方式呢？高瑞立讲了自己的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项目，不是随随便便发邮件就能得到回复并达到预期效果的，这其中有很多技术性操作。比如我们了解的一个国外公益组织，它对捐赠方的回应非常具有个性化，通过长期数据积累以及双方建立的这种信任关系，它能够了解到捐赠方的年龄、职业、爱人的年龄、孩子的年龄、结婚纪念日、生日等等，在节日时给你发贺卡。当然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捐款，这是在双方间建立美好互相信任的关系，有这样美好的情感存在才能同心协力做更好的事情，让大家都感到幸福。”
回想起刚来到红基会，高瑞立说，那时只是从宏观上觉得公益发展的空间很大，在做了这么久之后，他比原来了解的要深入多了，但依然感觉发展空间很大。“对公益了解越多，就觉得希望越大。公益组织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是中国公益的发展趋势。”高瑞立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