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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 本报记者 文梅
“你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个伪命题，是个假问题!”“我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周健显然喜欢以自己的方式，更直接地说出自己想法，有时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争议。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这位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感恩基金会”)的理事长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异常丰富，说到兴奋处忽坐忽站，声音高亢。周健说，自己跟公益结缘于2008年汶川地震那年。
“我是在四川什邡长大的，什邡是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从2008年一直到2012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灾区度过的。在灾区的时候，只要一有空，我就泡在当地群众家里，听他们讲救灾的故事，包括对政府、对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各种看法。2012年，我和什邡在京老乡，以及在什邡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王振耀、杨立新等人，发起成立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周健曾经是一个驴友，没有参与公益之前，就走访过很多贫困的地区，如今因为公益项目发展的需要，他也非常乐意去偏僻的一线探访。他说，迄今为止，国内西部贫困地区他已经走遍了。
周健认为公益项目不在多在精，所以目前感恩基金会主打项目只有两个：“义学空间”和“一校一梦想”，且这两个项目的核心对象都是孩子。
周健为人熟知的另一个身份是专栏作家。周健说：“写公共政策和公益评论，就是表达我的认知，我仅仅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说诚实的话而已。”
精英主义下的“强人所爱”
《公益时报》：比起许多基金会的理事长，你好像比他们要忙碌得多，这是为什么?
周健：经常有人说我是国内基金会理事长中花最多时间泡在公益一线的人，这是因为我喜欢去贫困的地方，喜欢去和弱势群体交流，喜欢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受助地区和群体探访、考察和交流上。但每个机构的实际情况不同，内部规则有差异，只要机构本身内部运转健康良好，理事长是否经常露面都没有问题。
《公益时报》：你曾说过，有一种爱叫“强人所爱”，这种认知在当下国内公益机构普遍吗?
周健：我一直认为，公益是民间个性化的社会互助行为，每个公益组织都有按照自己观点去做事的权利，这是个社会认知问题。
在民间社会互助中，公益组织无非是个“代理人”的角色。我曾经表述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公益组织所有的变化来自捐赠人的变化，如果捐赠人有足够的驱动力促使它变化，它马上就会变。
我所说的“强人所爱”这种现象不单单体现在中国，它实际上代表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所以，你不能说精英主义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抑或一切按照群众的思路做就一定是正确的。
乔布斯当年创造苹果公司，走的就是纯粹的精英主义路线，容易带动敢于冒险、有创新精神的人，但精英主义也容易忽视一些弱势群体的观点，容易造成“强人所爱”。
《公益时报》：有什么方法或者力量可以改变这种认知?
周健：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慈悲心够不够，你是否真正体察到了受助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曾经有公益机构说：“那些不感恩的人，我们就不给他助学金!”这就属于无视受助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
当你在资助一个人的时候，显然这个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存，比你需要的结果更重要。当你所有的付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某种需求的时候，你已经把受助人当成了实现你理想的工具，他的尊严无疑就被践踏了。
《公益时报》：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假如接受资助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并不好，这样的资助最终意义何在?
周健：假如我资助的孩子最终出现了负面情况，那是我帮助的方式出了问题，他一定还有其它需要帮助的层面被我忽视了。
从2012年感恩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个人已经停止了所有一对一的资助项目，基金会现在也不做这样的项目。因为我认为现代公益机构的价值应该是在受助人和捐赠人之间建立一个区隔，让受助人感到，他/她得到的是这个社会的支持，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支持，这至少可以消弭受助人的屈辱感。
以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
《公益时报》：基金会“一校一梦想”项目架构是怎样搭建的?
周健：“一校一梦想”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让学校由被动接受帮助转为主动提出要求，让受助的乡村学校成为主导者。在项目中，他们拥有了真正的选择权和控制权，他们自己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就开始尝试建立本地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从教育的维度看，“一校一梦想”希望能从六个方面来推动乡村学校的变化：
第一是儿童友好环境。儿童友好环境便于儿童参与学校管理，这对于加强孩子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具有很好的推动。第二是促进师生关系。这不简单要求老师对孩子给予生活关爱和学习的帮助，而是要求老师和孩子们之间有一种更加平等友好的关系。第三是促进学校授课内容的丰富性。第四是增加授课形式的多样性。第五是融合促进学校和家长的关系。孩子受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孩子品格的培养和人际交往以及与社会良好互动的能力培养，这方面往往会被忽略。最后一点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促进学校和社区的联动和沟通。
我们的项目是以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我们尽量在摒弃功利心。
《公益时报》：在项目认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你们如何考评员工?
周健：我们对小伙伴有个基本的过程评估：第一是是否解决了学校的实际困难。第二是是否能够解决老师和学生的实际困难。如果完成这两个目标，那么项目就是60分。第三是感恩基金会的一个核心工作认知，就是学校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老师自己组织和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第四是在每一个梦想项目完成以后，乡村教师是否获得了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第五，通过完成“一校一梦想”，降低乡村教师主动要求调离乡村学校的愿望。
我们的目标不是把农村的学校变得和城里的学校一样，而是要让农村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变化和成长。
漂亮数据不等同于实际价值
《公益时报》：你似乎一直在强调“发现人的困境，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
周健：对，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公益项目，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每当你深入一个公益项目，你一定要学会倾听受助群体的故事，只有用心倾听，你才能产生同理心，有了同理心，你才能站在他的视角和逻辑去思考问题，你才能真正沉下心来做好眼前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基于数据来做利益表达的时候，小伙伴很容易形成工作策略，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数据，他就刻意地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当我们真得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把受助人变成工具了，变成了实现数据的工具。但很多时候漂亮的数据并不能和社会价值划等号。
《公益时报》：既要凸显公益价值，又不愿意把数据作为核心维度去考量，那么基金会的平衡点在哪里?
周健：人，是看人在项目中的实际受益和变化。虽然说人在短期内未必有显性的变化，但只要方向是正确的，无论对公益机构还是受助群体来说，结果一定比短期项目令人愉悦。
在感恩基金会的价值观排序中，第一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第二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第三是捐赠人和志愿者的权利;第四是员工的利益;第五是组织的发展。
我始终认为过程控制很重要，当我强调过程的时候，我的目标导向也就很明确了。
中国公益界的稀缺与过剩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公益界最稀缺的是什么?
周健：我觉得可能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也就是对人的关注。当下社会发展中，技术、资本以及权力等方面对公益的发展形态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主动或被动地被这些因素影响的时候，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对人本身的关注。
《公益时报》：哪些东西目前在国内公益界可能属于过剩的东西?
周健：(笑)“鸡血”过剩。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固然都要有感情，但它占比的多少很重要。任何东西，当我们单独去追求其某一个维度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质。当我们悟到利用“鸡血”去做公益是一种邪恶的时候，就应该主动去思考和调控这种东西，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公益之路?
周健：中国5000年来所提倡的“君子之道”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一套社会规则和社会伦理机制。社会规则通常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来逐步建立，而伦理机制就需要公益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去参与建设。
我认为，公益组织做事情，不要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不要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把自己框死，努力的过程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