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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梅:一趟新疆之行开启12年公益路

2017-11-2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王小梅和基金会资助的女童们

初冬的北京,寒风萧瑟,金黄的银杏叶随风飘落。

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一家酒店的大门前,《公益时报》记者见到了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美疆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王小梅。

她不像一位72岁的老人。当王小梅紧紧地握住你的手、与你目光相对时,你会很容易被她周身散发出来的那种温暖亲切所打动。

不过,如果你知道王小梅和她的美疆基金会走过的风雨坎坷路,对她可能生出另外一种感觉——一个发心12年坚守,这是怎样一位倔强而执着的公益践行者。

一趟新疆之行和12年的公益长跑

王小梅做公益,缘起于退休后的一次旅游。

2004年8月,王小梅与几个朋友相约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克尔柯孜州(以下简称“克州”)旅游,本打算游山玩水看美景的王小梅,一到当地,就被那里的人们贫困的生活现状所震撼。

克州属国家级贫困地区,也是新疆最贫困的一个州,绝大部分是充满盐碱的不毛之地,当年的人均年收入仅680元。除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还有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

“女孩在当地是不受重视的,不让女孩读书,说是家里要保证让男孩子读书。不仅那些小女孩不读书不会讲汉语,连她们的父母也不会讲汉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小梅依然很揪心。

就在逗留克州的短短几天里,王小梅和同去的孙华霞、孙伟亚、林英做了一个郑重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四个人一起资助当地10名家境困难的维吾尔族女童上学。

王小梅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女孩子将来都会当妈妈,做妈妈的如果有文化,后代在接受教育这方面也会好一点,这种传承意识和文化觉醒很重要。

王小梅想做的更多。她要让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女童走进校园,推动当地汉语教学的普及。

回到北京后,王小梅四处奔走,不断地向亲朋好友讲述克州贫困女童的生活情况,并且把汉语在当地的边缘化现象进行了重点介绍,她希望大家帮助她建立起一个维语+汉语的双语寄宿制学校,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学习环境,呵护她们健康成长。

2005年5月,“美疆春蕾女童班”成立。全班53名学生都是维吾尔族女童,且都来自克州最贫困的农牧民家庭。

初创时期的“美疆春蕾女童班”一无所有——桌椅教具得购置,被褥床单得购全,生活用品得配齐,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得解决,食堂得建起来,厨师和生活阿姨的薪酬还得支付……

王小梅还记得,因为家庭贫困、生活条件差,第一批“美疆春蕾女童班”的很多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皮肤病、肠胃病,头上生虱子是常有的事,年龄小的孩子还尿床。今天洗衣机坏了、明天热水器坏了这类琐事,学校都会隔三岔五地给她打电话。除了读书,孩子们的吃喝拉撒及治病都需要不同的支出,这些看上去都是零打碎敲的钱,加在一起也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小梅愈发觉得如果单凭个人的力量去应对这些事情,精力已经远远不够用,要想真正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学习生活环境,再也不能像最初“今天张三给1000、明天李四凑2000”那种随机的方式筹钱了,必须成立一家基金会来正式运作这个项目。

发起一家非公募的基金会原始资金必须达到200万元,王小梅东挪西借地凑够了这笔开办资金,高兴之余,她向所有给予她帮助的朋友承诺:“等这件事情做完以后,我一定会一分不差地把钱还给你们。”

2005年10月,在美疆基金会正式成立的发布会上,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处长听王小梅说借钱办基金会,打算事办完了再把钱给大伙还回去,顿时忍俊不禁。

“王大姐你这个说法可不对!基金会成立以后,这200万可就不是你们哪一个人的了,而是属于社会资金,不能是你想咋用就咋用的。”

王小梅一听着了急——这钱我是向大家借的呀,这叫我怎么交代?好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表示理解,说既然是做公益,这钱也没打算再要回来,只要能把这钱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就比什么都值。听了这话,王小梅这才踏实了。

回顾往昔,王小梅坦率地说,当年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把那53名女童带到小学毕业,让她们学会汉语,将来能够立足社会,哪里想到这事会从小学做到中学,又从中学做到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美疆助学的“爱心雪球”越滚越大,远远超出了所有人最初的想象。

“是啊,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四个人一趟新疆之行能够搞出这么大一件事来,不知不觉美疆基金会都12年了。”头发已经花白的孙伟亚感慨地插了一句。

王小梅和同事们的辛苦和努力没有白费——截止到目前,美疆基金会已在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北京、福建、江苏等地陆续开展了亲情对口资助班、早餐工程、营养工程、美疆助学金、美疆图书角、美疆奖学金、美疆助学公益行等近20个助学项目。

12年来,基金会总支出4,469.21万元,其中:公益事业累计支出3,752.69万元;管理费用累计支出166.13万元,占总支出的3.72%;其他费用(缴纳税金)累计支出531.75万元;累计资助学生近7万人次。

心会跟爱一起走

在美疆基金会资助人毛玉飞看来,王小梅发起创办的美疆基金会推行的“亲情对口帮扶”项目,不仅仅是帮助当地的孩子解决了学习生活困难,更于无形间拉近了维汉民族间心与心的距离,增强了民族团结。

孙伟亚对此也深有感触。最初去新疆考察“亲情对口帮扶”项目时,他发现当地维族群众看到了他们就躲开;送去的食品,孩子们当着面怎么也不肯吃,非得等到他们走远或者离开了才会吃;上前打问事情时,那些维族老乡光是直愣愣瞅着他们,没人愿意与他们说上只言片语。

王小梅对此记忆犹新。她说,十多年前我们刚开始做美疆助学班的时候,走到哪里维族老乡都会投来不信任的目光,人群中经常有人嘀咕说:“这些汉族人跑到这里来,要拉着我们的女娃娃做什么?”甚至刚刚加入助学班的两个女孩子也被家人叫走,说什么也不让再来了。当地干部告诉王小梅,孩子的父母怕自己的女儿会被骗走拐卖,就硬把孩子拖走了。

“美疆基金会最初工作开展起来难度确实很大,而造成这种隔阂的根源恰恰是维汉民众之间的互相不了解和不理解。要想逐渐消除这种隔阂,除了中央政策的宣传推广,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温暖人心,冰释误会。”王小梅说。

有一年,王小梅在克州考察助学项目,走到半路被一个骑着毛驴、耄耋之年的维族老汉拦住了。老汉情绪很激动,颤颤巍巍地对着王小梅比划半天。一旁的随行翻译告诉王小梅,老汉有一个身体残疾的小孙子,一直想上学可是没地方肯收,听说从北京来的美疆基金会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孩子,就赶了很久的路跑来,希望王小梅能够收下他家的孩子。老汉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说起第二年又去当地探访时的情景,孙伟亚眼里闪着亮光:“听说我们来了,那里老老小小的维族群众都赶来,有人抱着哈密瓜、有人托着南瓜、还有人提着当地各种特产,非要让我们收下。那阵势就像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欢迎解放军进城似的热闹。那天,那位把孙子托付给我们的80多岁的维族老汉也赶来了,一直在那儿念念叨叨说着感谢的话。”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市“七五事件”发生后,美疆基金会资助的孩子和家长们也得到上级通知:远离暴恐组织,保证自身安全。当时孙伟亚资助的孩子正在上二年级,看到电视新闻以后,她伤心地哭起来,边抹眼泪边说:“我好怕那些坏人打我的汉族爸爸!”单纯的孩子虽然并没搞清楚事件发生地,但第一时间她想到的是——资助她上学的汉族爸爸是否平安。

远在北京的孙伟亚听说这件事之后,感动得落泪。

回顾12年来走过的路,王小梅说:“多年的努力,不仅让我们和维族孩子们的心贴近了,也化解了昔日彼此间一些误会和隔阂。我们对孩子们从最初的怜悯同情,到后来主动想要亲近和帮助,一直到现在,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为这些孩子们尽一份力。这个过程也是心灵的成长和洗礼。”

美疆的故事还在继续

2017年初,王小梅72岁,她宣布卸任美疆基金会理事长一职。

正当一帮人对着《公益时报》记者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讲述着“美疆故事”的时候,王小梅开玩笑地对史兆苓说:“不当理事长了好哇,以后我再也不用这么劳心受累,该享享清福过过舒坦日子了。”

史兆苓对着她的“阿姨理事长”认真地说:“那可不行!您身体上可以休息,精神上还得指导我们呢!可不能真当‘甩手掌柜’的啊!”

“每年去新疆落实公益项目,完全可以让秘书长或基金会其他工作人员去,您这么大年纪了,一年‘折腾’好几次,不累吗?”《公益时报》记者问。

“你既然做了就要做好啊!你要负责任、要把资助人的钱用好,要把孩子们管好,要对得起资助人啊。要不就愧对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说到这个话题,王小梅有些激动。

随即,她又指着坐在对面的史兆苓说:“当初她跟着我们做基金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呢,现在越来越成熟老练了。她们能干好,我放心的。”

据史兆苓介绍,美疆助学的特点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公益资助,而非通常的“短频快”资助项目。他们会对一个孩子从小学开始资助,一直到初中、高中,假如你能考上大学并且愿意继续学习,大学的费用他们仍然会坚持帮扶,直到这个孩子大学毕业。如果对口资助人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马上会有“候补”资助人替换上场,保证被资助孩子的学业不被耽误,一诺千金,负责到底。

12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加入资助人行列,但并非只要拿钱就可以成为“美疆资助人”,美疆基金会对资助人的甄选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除了资金扶持,还必须和资助的孩子保持通信联络,定期自费到新疆进行探访和亲情互动等。

“我希望美疆基金会把现有的事情都能够扎扎实实做好,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有功利心,要沉下心来做事情。”王小梅说。

除此之外,王小梅现在希望整个行业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首先是基金会投资理财收益纳税比例太高,这部分纳税收益是否可以给予基金会一定的返还,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对基金会工作的激励和奖励,还可以将这笔钱再投入到公益事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再就是公益机构的办公场所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或减免优惠?

■ 本报记者 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