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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在美国红十字网站GOVERNENCE（治理）一栏，公布了数十页列出开支明细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而小额捐款人在中国红会官网上却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对善款流向和使用情况则一无所知，审计署每年也只对政府拨款一项进行审计。
在英国，公众对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在乐施会网站上，公众可以实时了解善款的使用比例：43%用于开发项目，36%用于紧急救援，9%用于仓库管理，5%用于宣传倡导。另有7%募资费用，其中1英镑可以产生5英镑的回报。与此相对，乐施会中国办公室最近通过中国发展简报网站招募志愿者负责财务管理，从侧面反映出财务管理在中国公益机构中的边缘状态。
在中国，大型基金会通常设有专职财务人员，但多由企业财务转岗而来，对基金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许多情况下难以对会计科目做出准确判断，此外，人员配置与工作量之间也存在不匹配。而草根公益组织则往往返聘企业退休财务人员做账，日常管理则由并不具备会计专业知识的行政人员负责，账目之间缺乏衔接。在某些高校的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甚至由在校大学生掌管着项目的财务管理。
公益组织属于非营利机构，款项来自社会捐赠，按照国际惯例，理应采取最为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安然事件”后美国公益组织纷纷比照“萨班斯法案”完善了内控管理。而在中国，公益组织治理还处于原始阶段，制度建设和实际执行双双落后。法律层面对公益慈善组织财务信息公开缺少明确规定，只有《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个别条目有所涉及，且缺乏相应的处罚措施和问责机制。在涉及红会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无关于财务信息公开的条文。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中国环保公益组织募集资金近1.2亿，加上政府投入总计约2亿元。而年初恩友财务对30家环保公益组织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80%左右没有配备专业财务人员，且依然停留在手工记账阶段，只有6%公开财务信息。中国公益组织的财务管理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2012年底中国儿慈会因小数点事件遭受洗钱的质疑，凸显了中国公益机构财务管理的乱象。由于理事会和监事会层面财务专业人士的普遍缺失，管理层面财务意识的普遍淡薄，实操层面财务技能的普遍薄弱，财务造假这种治理上的严重违规，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公益组织通行的潜规则，例如虚报人员报酬和差旅费、虚增采购款项、以A项目的经费用于B项目、购买发票作为报销凭证等，都不是个别案例。
因此不难理解，对于中国公益机构财务管理不规范的质疑和批评由来已久，西方的资助机构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辨别中国公益机构财务造假的指南，并辅之以日益严苛的财务报告制度。企业和民众对缺乏透明的基金会和公益机构也正在失去耐心，越来越多地选择了直接捐助和实施项目。于是在雅安救灾现场，我们看到一方面企业和民众爱心满满，纷纷组织物资赶往灾区，一度甚至堵塞了交通；另一方面，“惜捐”甚至“抗捐”令不少基金会遭遇尴尬。
许多人可能寄希望于基金会和公益组织能够主动改善治理并对公众披露相关财务信息，但目前各行其道缺乏统一标准和问责制度的信息披露，很难说具备多少实际的价值。如果不从监管层面出台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公众的美好愿望难免不会落空。
新加坡的前车之鉴也许为我们提供了路径的参考。该国历史上发生多起慈善丑闻后，迫于公众压力修改《慈善法令》，借鉴企业管理模式建立慈善理事会并设全职慈善总监加强监管和信息公开，同时对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做出规范，继而在2011年出台了慈善组织会计准则。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底线所在，财务不透明则无公信力可言。因此，在雅安地震中被多捐了三五斗的机构，完全不必陶醉在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窃喜中，对于许多自身尚不具备执行能力或者因为条件所限难以亲临灾区现场的捐赠者而言，他们只不过在魔鬼和大海之间做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