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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 2009年，杨文庄的事业发生了一次不小的转变。从政坛走进公益领域，不论是角色转换、工作方式方法，还是本领所长，“说句心里话，落差真的挺大的，适应了好久”。五年的工作经历，他已然褪去了官场气息，从思想到行动，实实在在成了一名公益人。
“近五年是最苦最累的。"同样是下基层考察工作，以前更像个将军，回来后布置任务、安排工作，最后验收检查。而进了公益圈，“更多的是协商、是劝说，甚至祈求”。 但当他看见因为金钱或技术上提供一点点帮助就能为贫困家庭改变很多，甚至是改变很多孩子一生的命运的时候，纵使“做慈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做每件事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非常令人感动的”。一连几个“非常”，并不像他平时一贯的谦和谨慎，言由心生。 这几年，也正好赶上慈善事业戏剧性发展的几年。他和《公益时报》记者谈起感受，话语中没有透露出太多乐观，冷静谨慎的审度多过意气风发的感慨，“现在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包括我们自己的现状，都没有太多乐观的资本，也没有必要说得太漂亮，还是要过苦日子、过紧日子，一方面慈善事业的资源没有很好地在社会上流动起来，另外一方面社会对我们还在问责声不断，我们自身的内功和本领，包括队伍素质、品牌建设、管理规范、法规制度健全等方方面面，还有很大差距。”杨文庄如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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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公益时报》：你进入公益领域这几年正赶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也不断出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杨文庄：我在公益领域这几年，刚好看见公益经历了春天蓬勃发展，接着是一个“倒春寒”，这个寒意至今还丝丝入骨、寒意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慈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一定会积累和反应出一些问题，以前还是比较孱弱，在人力资源储备、整个从业人员规范运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偶然，是必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几家大型的基金会，而是整个慈善系统，在各个组织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 从“郭美美事件”，到天使妈妈受质疑，公众问责越来越细了，说明这些问题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对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来讲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担当、责任和勇气，在这种批判和质疑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了政府的变化，那么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文庄：在公众问责之初，个人觉得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种很无措、有点畏惧的状态，所以采取逃避、回避的方式，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出现问题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一家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回答一些公众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社会的误解，以及为单个的组织承担一些管理方面的责任。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政府的参与和回应，在社会的问责中，也需要完善和改进工作，使公益慈善的市场更好运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建立一个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或者市场体制下的，和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打交道的新型关系，比如管办分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市场，在管理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扶持，在管理的同时匹配一些社会资源来更好地促进发展，也包括为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更多地呼吁，争取一些权力和社会地位。 《公益时报》：你的身份具有政府背景和公益实践者的双重色彩，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 杨文庄：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工作方法有时候不一样。政府更多是通过制定一个政策、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发展，比如新农合、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等。当然政府部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都是在法定或是有限定的，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至于怎么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的问责，把政府的资源更好地配置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缺陷和差距。 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的说是NGO，有的说是NPO，我个人更倾向于NPO非营利组织。如果说公益组织认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应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桥梁纽带这个角色，做一些政府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应该是群众的代言人，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者，因为这样的定位，应该将公众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渠道反映解决。 《公益时报》：2010年公益领域受到质疑声强烈的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受到影响了吗？ 杨文庄：我们影响不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基础比较低，前几年还在几千万的水平，第二方面是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自身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项目的管理、信息披露等等，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福布斯披露和中民慈善网的披露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公募基金会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在抓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个就是近几年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相当大的力度，我记得2009年我刚来时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现在是34岁左右，有一大批人才进入为项目筹资、拓展、扩大影响，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也是增长的原因。 《公益时报》：人才引进时候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吗？ 杨文庄：坦率地讲，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地位和认可度并不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考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可能会有北京户口、有各种福利，到了公益慈善机构，有理想但依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公益组织内解决一批人才落户，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留住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职业荣誉感，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候是支持的话说出来了，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行。理想照进现实，就会冷冰冰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在这样的机构工作是很困难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公益领域现在的发展阶段除了人才建设，还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杨文庄：我一直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现在公益领域没有太多竞争，项目的同质化很明显，因为市场非常大、需求量太大，公益组织还是不够多。2008年慈善风暴之后很多副产品也随之增多，甚至是“零成本慈善”这样的伪概念也有市场，很多不利于公益发展的事物大行其道，说明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幼稚不成熟，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误解、偏见还很多，从整个业内人员的整体素质，各个基金会管理规范、创新产品还很弱，好比市场没有太多像样的企业，哪有像样的竞争。 国际表现方面也不理想，在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还没有我们公益组织的足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缺少很成熟的一代一代在国外传承的项目。现在就是刚刚破了个题，至于要做的文章，还很多很多。 《公益时报》：对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会遭到公众的不解和非议吗？ 杨文庄：有这个可能，做慈善公益并不是要等到富裕了才开始做，而是一种相对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裕的时候，父母会帮助邻里之间，给点粮食借点钱，但那时候孩子可能就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有呢，并不是说你我都满足了，而是说可能他比你更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国公益和公众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和欠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比某些地方好，那么作为大国，并不是单比经济实力，有时候比的是人情味儿。我还是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然国际上也会对中国有些质疑，你的产品去了、你的工厂去了，但是你的善、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并没有跟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国。 《公益时报》：你进入公益领域这几年正赶上公益事业蓬勃发展也不断出现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杨文庄：我在公益领域这几年，刚好看见公益经历了春天蓬勃发展，接着是一个“倒春寒”，这个寒意至今还丝丝入骨、寒意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中国慈善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一定会积累和反应出一些问题，以前还是比较孱弱，在人力资源储备、整个从业人员规范运作、资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偶然，是必然现象。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在几家大型的基金会，而是整个慈善系统，在各个组织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现。 从“郭美美事件”，到天使妈妈受质疑，公众问责越来越细了，说明这些问题也是全面的、系统的，这对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来讲都是好事，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担当、责任和勇气，在这种批判和质疑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了政府的变化，那么主要在什么地方？ 杨文庄：在公众问责之初，个人觉得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种很无措、有点畏惧的状态，所以采取逃避、回避的方式，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出现问题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并不是一家的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没有站出来回答一些公众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社会的误解，以及为单个的组织承担一些管理方面的责任。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政府的参与和回应，在社会的问责中，也需要完善和改进工作，使公益慈善的市场更好运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建立一个有利于民主法治社会或者市场体制下的，和社会组织、公益慈善事业打交道的新型关系，比如管办分离。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市场，在管理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扶持，在管理的同时匹配一些社会资源来更好地促进发展，也包括为民间组织、草根组织更多地呼吁，争取一些权力和社会地位。 《公益时报》：你的身份具有政府背景和公益实践者的双重色彩，那么你怎么看待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 杨文庄：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工作方法有时候不一样。政府更多是通过制定一个政策、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社会的发展，比如新农合、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等。当然政府部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都是在法定或是有限定的，很多时候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的，至于怎么接受群众的监督、群众的问责，把政府的资源更好地配置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缺陷和差距。 对于我们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的说是NGO，有的说是NPO，我个人更倾向于NPO非营利组织。如果说公益组织认同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这个理念的话，那么应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要的协调者、桥梁纽带这个角色，做一些政府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应该是群众的代言人，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者，因为这样的定位，应该将公众的愿望和诉求，通过一个更合理的渠道反映解决。 《公益时报》：2010年公益领域受到质疑声强烈的时候，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筹款受到影响了吗？ 杨文庄：我们影响不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基础比较低，前几年还在几千万的水平，第二方面是第五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在自身管理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项目的管理、信息披露等等，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福布斯披露和中民慈善网的披露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公募基金会里面是比较好的，我们在抓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个就是近几年在引进人才方面加大了相当大的力度，我记得2009年我刚来时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现在是34岁左右，有一大批人才进入为项目筹资、拓展、扩大影响，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也是增长的原因。 《公益时报》：人才引进时候遇到什么实际问题吗？ 杨文庄：坦率地讲，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才在社会中地位和认可度并不高。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考到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可能会有北京户口、有各种福利，到了公益慈善机构，有理想但依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在符合一定条件和规定的公益组织内解决一批人才落户，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留住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荣誉感、职业荣誉感，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候是支持的话说出来了，但是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行。理想照进现实，就会冷冰冰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现在在这样的机构工作是很困难的。 《公益时报》：你觉得公益领域现在的发展阶段除了人才建设，还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杨文庄：我一直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悲观的态度，现在公益领域没有太多竞争，项目的同质化很明显，因为市场非常大、需求量太大，公益组织还是不够多。2008年慈善风暴之后很多副产品也随之增多，甚至是“零成本慈善”这样的伪概念也有市场，很多不利于公益发展的事物大行其道，说明很多人对于公益的理解幼稚不成熟，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误解、偏见还很多，从整个业内人员的整体素质，各个基金会管理规范、创新产品还很弱，好比市场没有太多像样的企业，哪有像样的竞争。 国际表现方面也不理想，在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还没有我们公益组织的足迹，我们并没有走出去，缺少很成熟的一代一代在国外传承的项目。现在就是刚刚破了个题，至于要做的文章，还很多很多。 《公益时报》：对国际的援助有可能会遭到公众的不解和非议吗？ 杨文庄：有这个可能，做慈善公益并不是要等到富裕了才开始做，而是一种相对性。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是很富裕的时候，父母会帮助邻里之间，给点粮食借点钱，但那时候孩子可能就会不理解，说我们还没有呢，并不是说你我都满足了，而是说可能他比你更需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所以中国公益和公众要有这种胸怀，我们和欠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比某些地方好，那么作为大国，并不是单比经济实力，有时候比的是人情味儿。我还是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不然国际上也会对中国有些质疑，你的产品去了、你的工厂去了，但是你的善、你的文化、你的价值观并没有跟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