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健从不对外说自己做了什么，但感谢信做不了假。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担任董事长的江苏文峰集团及下属企业捐款2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定向用于湖北疫区；文峰股份2月份的租金减免一半，文峰集团其他物业2月份租金全免，共计2500万元；设立1.5亿元年利率百分之五的专项帮扶资金，对集团与文峰股份各类供应商分别进行定点帮扶、救助，为期一年。
有商户为此给集团写感谢信，他没有翻阅过。在他看来，减租是出于一个企业家对另一群企业家的将心比心：遇到难关，集团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想尽量拉着小商户一起把坎儿迈过去。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张媛形容，他是个冷言心热的侠客。
“哪来的毛头小子”
张媛很少看到薛健西装革履的样子，更没看过他使用奢侈品，开豪车。作为一个管理两万五千名员工、年营业收入近220亿元集团的董事长，薛健把自己的一半时间匀给公益。
单亲母亲的病儿没钱求医，他发朋友圈称愿意帮忙；某个环保组织的资金有缺口，他默默把缺口填上；低保户脑出血瘫痪，他发起项目筹款，号召朋友一起捐款；初创的环保组织起步不易，他主动筹集400万元，鼓励他们做项目。
做这些事，他从不对外张扬。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薛健坐不住了，想要做些事。但他担心红十字会无法及时分配物资，这个想法一度摁住他的公益心。直到前辈点醒他，“能帮一个是一个，一线医护人员和武汉老百姓是无辜的”，他的心一下子受到触动，马上开会落实捐款事项。
1月31日（大年初七），节后上班第一天，薛健召集文峰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各板块负责人、财务总监开会，专题研讨疫情防控、社会捐助工作。
会上，他结合《慈善法》，研究公益行动在法律法规层面上的具体要求、程序，以及如何才能将公益行动、社会捐赠落到实处。张媛为此有过调侃，说极少有董事长开会研究社会捐助，还会结合《慈善法》。
为了保证每一分钱都落实到抗击疫情上，他决定把大部分钱捐给南通市慈善总会，还在企业内部拉了一个关于抗疫捐款使用的微信群，每天盯着实时进度。
他对工作人员只强调一点：“尽快把钱花出去，变成一线急需的物资！”
1月31日文峰集团宣布向抗“疫”一线捐款，一个月内，2165万元全部用到了医院、医护人员、赴武汉报道的记者身上，除部分现金奖励、补贴外，大多数变成了专业呼吸机、口罩等物资，还有专门为女性医护人员购买的2500箱安心裤。
根据薛健的要求，3月4日，文峰集团公号发文公布2165万元捐款使用情况，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文峰集团捐赠的呼吸机送往武汉的各大医院后，有人提醒他，文峰购买的少部分呼吸机比市场价贵了三四成，他笑了笑没有往心里去，因为购买呼吸机是为了救人，而不是省钱。“既然要到河对岸去，游泳过去还是坐飞机过去都不重要了。”
他深知市场交易的规律，如果打压高价售卖抗疫物资的商户，商户没有利润，会失去售卖物资的动力，“要对市场有敬畏感”。
这种不拘小节的脾性，在阿拉善SEE的理事会里是出了名的。张媛回忆，2015年薛健担任第六届理事后，常常在微信群里为了公益和人吵架，有时和张媛沟通时也直来直去，语气很重，但第二天会和张媛道歉，“对不起，我昨天急了”。
这种事发生多了，张媛总结，薛健的话虽糙了点，但出发点是为了机构好，而且往往都是对的。
她还记得，某次理事会开会前，有位会员往薛健桌前搁了一本《非暴力沟通》，让他想发火前看看书，按捺住性子。
当天理事会上，薛健一反常态，一句急话也没说，没想到当晚聚餐，又忍不住和负责资助的同事吵起来。两人对着拍桌，指指戳戳。吵完，薛健走过去和同事干了一杯，这事儿就过了。
这戏剧性的一幕，逗得张媛想在旁鼓掌。
她和薛健也属于不打不相识：2015年底，薛健第一次竞选阿拉善第六届理事时，既没有准备PPT，也没有字斟句酌地念出竞选承诺，迈着并不稳健的步伐冲上台，没有拿出稿子，冲着台下几百号人，噼里啪啦开始批评张媛所在的秘书处工作效率不佳，还说：“你们别选我，选我我就要对一些事情开刀。”
台下的会员鼓掌叫好，张媛心里暗骂，“哪来的毛头小子”。她没想到，这个1989年出生的毛头小子最后成功当选，成为阿拉善当年最年轻的理事。后来，了解到秘书处的不易，薛健开始在别人批评时，用言语回护秘书处。
2017年再次高票当选机构理事至今，张媛已鲜少能看到薛健与他人争执，基本上他是只做不说。
保持最大的善意
除了秘书处，张媛发现，薛健还非常支持初创的环保组织，为它们筹募资金，提供机会，鼓励它们自己做项目，允许它们试错，“他不会管东管西，挺会放手。”
这和薛健尊重专业人士意见的思路有关。他总觉得，企业家做公益，要发挥企业家精神，提供资金和管理思路，具体事务要交由专业的公益人士去做。
所谓企业家精神，是把资源最高效利用。他举出新近的例子：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武汉红十字会分配物资几天几夜都搞不好，但是企业介入后，两个小时就把物资分配完毕。
这个思路放到管理企业上也行得通。他不仅大力提拔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关键岗位上，还常要求自己克制权力，不管具体的事，把权力交给负责不同板块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有空间、有积极性去做事。
薛健希望，担任董事长不要超过十年，要在十年内能把企业交给年轻人，如果更早则更好，自己停下来，看看书、做公益、旅行。
他也有作为领导者杀伐决断的时候。他会观察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否匹配对应的岗位。如果不适合，他会选择换人。又或者，当旗下50家企业里有2家亏损，面对这2家1000个员工失业以及集团2万人就业的选择题，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关闭2家亏损企业。
作为民营企业家，他近年来也感受到压力：营商环境的负担越来越重、中美贸易战致使经济形势往下走。2019年，文峰集团的主营业务相比往年出现下滑。薛健坦言，他会为此焦虑，但也明白，企业就像人的生老病死有其历史周期，人只能尽力而为。
在他看来，国企和民企的竞争是不对等的，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就是在公平环境下每一个单元之间的独立竞争。“
“把企业管理好，能多几个就业岗位，那也是个好事情。”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他想把自己民营企业家的角色扮演好，为社会出一份力。
这些想法，和他成长环境有关系。在改革开放大踏步环境下成长的薛健，亲眼见证了中国拥抱世界主流文明，拥抱市场经济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他将成绩归因为松绑，即对外开放，对内放开。
在这个土壤下成长，他有天然的社会责任感，想要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想法几乎是中国最年轻的企业家群体的共识，薛健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思考和行为代表着他身后这个群体。
所以，他在公益领域上投入巨大的积极性，从中寻找内心家国情怀的出口，在已有政策空间内尽可能把公益项目做得更好。他甚至觉得，经营企业，守住企业，就是守住社会资源，如有需要，他可以把企业的所有资源奉献给社会。
无论处于什么境地，薛健都希望能尽可能保持最大的善意。
2018年，薛健牵头收购江苏文峰集团。文峰集团是南通市2003年转制的老牌国企，薛健在收购时，发生过股权转让和并购的冲突，高管层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博弈中。
收购成功后，在第一次集团管理层大会上，薛健讲了官渡之战的典故。东汉末年，曹操的实力弱于对手袁绍，战前，曹操的一些谋臣大将给袁绍写信，为一旦战败寻求后路。曹操胜利后，从袁绍家中搜出了这些信件，曹操非但没看，而且当着众多谋臣大将的面一把火烧掉了。这是为了稳定局面，不让核心人才流失。
“我当时引用这个典故是想告诉股东和管理层，包括曾经有冲突的人，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薛健说。
此后，他保留甚至提高管理人员的岗位和待遇，给予他们更多的人事权和财权，确保集团内部稳定。
两年后的今天，他对文峰集团各个板块的具体业务几乎不干预，但集团在他管理下稳定、高效发展,“并购很讲究功力的，不是拿钱就可以，要考虑原有企业的综合历史背景，人才、行业等诸多因素，还要把我们的理念与原有企业文化相融合，达成共识，一起朝前走。”
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汽车板块的一家单位，盈利能力最强、利润最高，土地、厂房、大部分资金都是文峰投入的，竟和外部企业对分股权，多年来一直是外方实际控制。他跑去和对方协商，要求文峰控股。他形容这是不可退让的事，是汽车板块的生命线。
谈判过程异常艰辛。最后，薛健赢得了这场商业谈判。
在薛健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仍在经济利益上为对方做出最大让步。“从战略上，我们企业需要全面控股，但个人利益上，我选择退一步，让对方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保障。”
谈判完成后，各方对处理结果均表示非常满意。
他的初衷很简单，面对所有竞争对手，当我方处于优势地位时，更要退一步，不要把对方逼到墙角去，让彼此的路更宽广。
他甚至也没有规划过集团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企业重点发展哪个版块，不是靠规划来的，取决于市场和机缘。”
他相信，企业培养的年轻人更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在机会还没出现之前，他埋头于集团主业经营，坚持低负债，为未来并购做好准备。他在等待，他也坚信，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并购交易机会。
到一线去行侠仗义
这种善意也贯彻到薛健和他人的相处中。“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孙春龙说，公益人筹资总会听到许多拒绝的回复，但和薛健沟通时，薛健会照顾公益人的情绪。
他还记得，第一次给薛健打电话时心里很忐忑。他想做一个寻找远征军将士遗骸的项目，需要筹钱，就想到了从未见面的网友——薛健。
在微博刚兴起的那几年，孙春龙会在微博上曾发动网友为“老兵回家”公益项目募捐，薛健在微博上参与了多次捐助，因此有了交流。在他印象里，薛健对公益捐赠主动又热心，但他也猜不准，薛健有多大的经济承受能力。
他开口介绍了项目，试探性问到“你看，50万是不是合适？”电话那头的薛健回了一句“没问题”，第二天就把钱转给了孙春龙。孙春龙回忆，当时薛健主动释放了一个信息，他认可这个项目，会支持孙春龙资金。
2015年，薛健和孙春龙一起去缅甸密支那，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
沧海桑田，昔日远征军阵亡将士的墓地上，或建立学校，或搭起竹制棚屋。住在上面的贫民常常在下雨的夜晚，听到屋外会有士兵打仗的声音，修建房屋时，一铲子下去，有时会挖到尸骨。
当地人大多不知道，尸骨的主人，是二战时期为保卫滇缅公路，来缅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有超过10万将士最终长眠于缅甸。当地华侨告诉薛健一行，其中一部分阵亡将士就埋在某贫民屋的猪圈之下。
在挖掘现场，薛健想到这些烈士，总觉得有愧疚感。第一个重见天日的物品是青天白日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人”，有人兴奋喊道。公益项目的工作人员互相拥抱，薛健也跟着默默流泪。找到帽徽后，子弹、少量的骨骼碎片也陆续被挖出。
当晚，薛健请同行的人一起吃饭喝酒，庆祝找到烈士遗骸。他们最终找到了347具中国远征军将士的遗骸，请来专家采集遗骸的DNA，并录入数据库，烈士的亲属可以通过DNA信息，找到亲人，将遗骸接回祖国。
三年后，薛健依然对这些埋于异乡的烈士念念不忘，他发朋友圈，想要提醒别人，中国在抗战牺牲的将士至今仍有百万横尸荒野。缅甸之行，成了薛健深度参与的第一个公益项目。
如今，薛健办公室的书柜里，摆着近年来参与大大小小公益活动的证书，“我想放一些看着让我心情好的东西，起码自己还做了点好事。”
也有不同的声音，质疑他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跑去沙漠种树？薛健极少理会，偶尔他会解释，公共领域是他唯一能够为社会尽一点力，追求美好社会的途径。他觉得，拥有资源的人总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
他支持过大大小小的公益项目，没有特定的领域和方向。只要他认为有意义的公益项目，他总愿意最大限度地提供支持。
孙春龙看到薛健这几年参与越来越多公益活动，也发现薛健本人的成长：以前更爱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现在更懂得合作，用行动改变社会，性子更沉稳了。
项雷，阿拉善SEE福建中心主席，也是文峰慈善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对薛健的评价是“一个实干的企业家”。
“老父亲项南当年主政福建时就曾大量提拔重用年轻干部，可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多年前见到薛健这样的年轻人，我很高兴，也愿意多帮他一把。”项雷说，“国家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年轻实干的企业家，把实体经济发展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文峰集团总部所在地是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南通市委常委、崇川区委书记刘浩高度肯定文峰集团为地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他认为“薛健是一位有理想、有开拓精神的优秀青年企业家，近期文峰集团被评为南通市十大税收贡献民营企业、崇川区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其本人也被评为崇川区突出贡献企业家。”
只有在细微之处，这个说得很少做得很多的年轻企业家，会不经意漏出他的少年心性。
2016年，薛健从广东、武汉出差中途，赶去云南和张媛以及专家团一起，考察原始森林。他没有时间置办户外装备，直接穿着薄衣，踩着皮鞋，手里握着一根登山杖，就跟考察团在覆着薄雪的山路穿行。
张媛记得，薛健一路很兴奋，走走停停，最终到达养蜂专家的小木屋。
薛健也顾不上自己的冷暖，端起黑乎乎的铁锅，去雪地里舀雪水，再置于围炉上，煮当地最普通的砖茶喝。雪水煮茶清冽可口，考察团围坐在火炉旁，听专家讲起寻找滇金丝猴的故事。
后来，薛健为云南之行写过一篇短文。他说，顶尖的科学家、专业的NGO从业人员、志愿者、企业家，各个阶层的人合力，能推动无数人文、环保议题的关注和解决。
“到一线去。只在办公室里争吵，二十年也不会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