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又是毕节，有没有“必解”之路？
2019-07-0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高文兴
■本报记者高文兴
6月27日，一度甚嚣尘上的“毕节儿童被性侵”的事件随着其造谣者被依法刑拘而暂告一段落。然而，这起案件引人关注之火热程度和被迅速侦破的办案力度，恐怕离不开“毕节”这二字的“功劳”。
从2012年以来，一再出现的留守儿童权益遭受严重侵害事件，一次又一次把“毕节”这个地名以不光彩的方式推上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留守儿童”仿佛成了这里的代名词。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从总体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我们每每“留守儿童”四个字，却仍然如鲠在喉。
毕节的“必解”之路在何方？若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或许能全面解开“留守儿童”这一更大的社会发展枷锁。
毕节留守儿童之殇
2012年3月29日，毕节市织金县八步镇小学86名学生食用营养餐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有证据表明，中央财政资金补贴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已成为当地政府和学校领导谋取私利的“蛋糕”。
恐怕大多数公众第一次把“毕节”和“留守儿童”挂上钩，都是因为这次事件的见诸报端。
然而，当年《公益时报》的记者赶赴现场采访事件关键人物时，迎来采访对象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媒体)怎么才来啊!”
这句倍显责怪语气的话无疑表明，毕节留守儿童问题积聚已久。这之后，便是这一问题后果的高频次“爆发”。
当年11月16日，毕节市5名留守儿童为了避寒躲进垃圾箱，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次年12月13日，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的一辆农用车失控，造成5名小学生和儿童死亡；
2014年4月21日，毕节市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一起强奸案，作案者为教师，背后受害者至少涉及12名女生，大部分为留守儿童；
2015年5月14日，毕节市大方县瓢井镇中寨村小学学前班4名遭受猥亵的幼女家属前往派出所报案；
2015年6月9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身亡；
……
留守儿童关乎社会发展
无疑，比起其他地区，毕节留守儿童的福利保障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多年来，政府、学界、公益机构、媒体以各种形式赴当地对这一群体的现状展开调查分析。
结论大致都不外乎以下几点：
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突出；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堪忧。
而在自身隐患上，留守儿童为社会带来的隐患也同样不容小觑。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张丹丹在南方某市一所监狱调研发现，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
数据也说明着同样的现象。
一份全国妇联的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逐年上升；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全国抽样调查也显示，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新华网就曾指出，如果没有全体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数千万个普通家庭的小康就会打折扣。能否妥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乎城镇化进程中的“补短板”成效。
700万留守儿童的企盼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力量。
201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加强工作指导，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工作合力。全国各地市、县、乡镇层面也建立了党委或政府有关领导牵头的工作制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更加制度化、人性化。
民政部与公安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共帮助78万多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为18万多名无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登记落户，帮助1.7万多名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
各地在乡镇(街道)设立儿童督导员，在村(居)设立专兼职的儿童主任，努力打通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2018年10月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这一群体比此前两年的数量下降了22.7%，但全国仍有留守儿童697万人，其中近九成都在14岁以下，其家庭有20余万户为贫困建档立卡家庭。
哪一条是“必解”之路？
“留守儿童”问题的源头在于社会的城镇化，成年人进城打工似乎成了改善农村家庭经济面貌的少数途径之一。
于是，在毕节，劝说留守儿童家长回乡创业就业成为了试图打破现状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如果回来就业能满足经济需求，父母们何尝不想?
有媒体就曾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就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探索与争鸣》杂志分析指出，“政府试图过安排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就业创业或为加强留守儿童监管而返乡的解决问题的措施，这在大方向上是与市场规律下自发自主的城市化潮流背道而驰的”。
长远来看，从源头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还应依靠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即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和支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
所以，另一条解决留守儿童的思路，可能是要同时解决好“流动儿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