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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胡彬
2016年9月12日，环保公益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在北京发布了“2015-2016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评价结果”。报告显示，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总体继续攀升，但新的环境立法所赋予的巨大扩展潜力尚待激发。
这是自2009年以来，IPE与NRDC连续第7年对全国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价，评价涉及全国120个城市，包括各直辖市和国家环保规划确定的主要环保重点城市。本期评价标准依据新环保法和新大气法，增加了“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评价项增加到10项。
本期评价中，北京、杭州、青岛、宁波、温州、广州、嘉兴7个城市总分跃至70以上，是2013年度标准升级以来首次出现70以上高分。其中北京市凭借在10个评价项上均衡的高得分率，以77.1分首度排名全国第一。
在直辖市榜单中，北京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在省会城市榜单中，杭州得分大幅提升，以75.9高分位列榜首。广州、济南、沈阳排名紧随其后，得分亦超过60分，其中广州得分增幅最大。
本期评价另一个突出进展，是日常监管信息公开大幅增长。从2006年到2015年十年间，IPE蔚蓝地图数据库共收录25万条污染源监管记录，而其中2015年度一年的监管记录数量就达到4.8万条。这一显著进展，源于浙江、山东等地一批领先城市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体系，当地信息获取率因此大幅提升。
本期突出进展之三，是自动监测数据公开水平显著提升，并首次成为环保部“黑名单”依据。“在线监测信息发布”这一评价项本年度平均得分率达77%，较上年增长25.5%。而2016年5月，环保部首次依据自动监控数据，将日均超标率在80%以上的95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列入严重超标“黑名单”。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区主任钱京京在会上表示，“除了国家相关立法不断完善，我们也亲身感受到国家和地方在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实践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包括12369环境违法举报微信公众平台的推出，以及城市黑臭水体公众参与和整治监管平台的建立。这些实践使得PITI工作有了更扎实的社会基础，而信息公开工作的活跃和进步也使每年的PITI评估越做越有意义。”
本期报告也识别出需要改进的方向。首先是评价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程度参差不齐，一批城市明显偏弱的表现，抵消了领先城市的优良表现，导致本期评价的120城市平均得分49.6分，距离有效满足公众环境知情权尚有差距。
其次，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需要进一步升级。目前，重庆、山西两地尚未公开全部国控污染源的自动监测数据;此外，内蒙古、天津、湖南、四川等9省区平台自动监测数据发布存在24小时以上的滞后情况，不仅无法实现对重点污染源的及时监督，也给污染源“调整”自动监测数据开启便利之门。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2013年成为爱佑益+伙伴，是首批受助机构之一。“爱佑益+”项目是爱佑慈善基金会2013年6月发起的公益创投项目，依托爱佑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资源，通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资源拓展、战略指导、管理(人力资源、财务和IT)辅导、品牌活动等多方面支持，帮助其建立更有效的组织，产生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会上，围绕环境信息公开的进展和方向，来自北京、山东、杭州、温州、宁波等多个省市的环保部门官员，以及多地环保社会组织代表，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王灿发、胡静、王锡锌和竺效等法学专家展开了多方面的对话和研讨。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前首席专家王华博士肯定了PITI评价指数，认为这种方法对推动我国企业环境行为改善具有显著作用，但目前还没有广泛开展起来，希望各地加快推进，充分利用环境信用等级评价公开所产生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企业改进环境行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表示：“环境信息公开，对于推进环境治理、促进公众参与、培育社会环境理性，都是当务之急。信息公开应落实充分、及时、真诚、互动的基本要求。从这些原则要求看，我国环境保护机构的信息公开已经启程，但仍有很大改进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期待环境信息更全面、彻底地公开，他表示“空气质量信息公开促进了空气质量的好转，全面的环境信息公开将促进全面的环境质量改善”。
同样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胡静教授表示：“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是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也有利于公众发现和诊断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毕竟讳疾忌医并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在研讨中表示，2015至2016年度，对于污染源信息公开，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间段。新环保法和新大气法对“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所做的规定，意味着当前以国控企业为主体的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将会大幅扩展到地市级的重点企业。
马军呼吁各界合力推动这一进程：“实现新法规所带来的扩展潜力，将促进环保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不但有利于通过社会监督推动严格监管，也可以有效服务于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和绿色消费等市场化手段，为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