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明鑫 实习记者 梁惠棉

    编者按：对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诸大建的专访，是在他刚刚结束新加坡行程返回上海的时候进行的。作为在可持续性科学、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ESG（环境、社会责任及管治）与可持续性商业、城市发展与治理等议题上的资深学者，诸大建在新加坡的活动上做了题为《从ESG到可持续商业》的长篇演讲，虽然内容颇为详尽，但记者仍想通过更深入的沟通来破题社会关于ESG的诸多争论，以飨读者。

    在中国，关于ESG的内容总带有颇多争论：“ESG是西方语境的产物”“ESG就是写报告、做纸面功夫”“ESG监管缺失导致‘漂绿’大行其道”“评价标准的不统一进一步加剧分歧”“ESG不过是CSR的另一种表现形式”“ESG只是企业语境”……

    伴随这些争论而来的，是实际发生的现象。

    《公益时报》记者查阅了多家在华ESG研究机构发布的有关企业ESG研究内容，相关研究成果多将社会责任报告（或简称“CSR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统称为“ESG相关报告”并计入统计数据，同时也有部分研究专门统计以“ESG”命名的报告数据。

    在诸大建看来，把企业的CSR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混为一谈，从而得出中国搞ESG的企业很多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用这样的数据说话没有科学性”。

    “ESG报告是不同于CSR报告的具有与财报一样的规范性的报告。”诸大建指出，ESG报告并非新闻媒体、第三部门或者外包公司写的CSR报告，前者对专业化要求很高，不应只是公共关系相关事务部门独立负责的工作，而是“自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而下的操作班子的责任，要对企业运营全过程进行专业化的核算。”

    专业，是诸大建在采访中经常提到的词语。根据他的讲述，专业背后是复杂的认知环节，包括到底什么是ESG、又该如何关注ESG等一系列问题。

    渊源：“ESG并非西方语境”

    关于ESG的起源，诸大建在多次采访中都强调时间节点是2004年：“现在有人想当然地把ESG概念的起源归之为上个世纪西方国家的商业伦理、环保运动等，这是外行人的讲法。”

    据其介绍，彼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向全球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发出邀请，探讨如何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到企业运营和管理，如何让环境（E）、社会（S）及公司治理（G）等相关问题与资本市场产生更深度的连接。最终，来自9个国家的20多家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并发布《在乎者是赢家》（Who Cares Wins）报告，其中首次提出整合商业和社会的复合价值企业模型。

    诸大建进一步解释有关概念时提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四个支柱”，即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当时，对企业财务信息的报告已经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但是对标上述四个支柱，除了经济方面，企业在其他三个方面，即社会、环境和治理的报告与规范化的财务报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是ESG的直接起源。”诸大建强调，这意味着ESG的概念并非由西方推出，而是联合国为推进企业转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社会、环境和治理三个方面归纳为ESG。

    “ESG是联合国提出的，中国发展ESG体现了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维护。”在诸大建看来，这是回答“中国为什么要支持ESG”一问的基调。

    “从某些角度来讲，中国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实际上跟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四个支柱有共同语言，是相向而行的。”诸大建表示。

    问题：“ESG与CSR不能混为一谈”

    “ESG在中国的发展，不能因为思想认识不清晰导致走歪路。”诸大建坦言，“实际上ESG可以在企业层面推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如何更好地理解ESG对企业的帮助？诸大建的解释从区分ESG和CSR的关系开始。对于有的企业将CSR报告老酒装新瓶换一个名字改成ESG报告的行为，他语气果断，“（这样）根本行不通。”

    在诸大建看来，中国企业的许多CSR报告多数是“讲故事，搞宣传，报喜不报忧”。比较来看，ESG报告则有较强的规范化要求。对此诸大建在访谈中对ESG的四个要求做了详细的列举：

    第一个要求是重要性原则，这要求企业分析最重要事项，并经过论证；第二个要求是量化原则，这要求企业量化管理，不能讲定性、讲故事；第三个要求是一致性原则，这要求企业在发展ESG的时候需要参照时间序列，维持数据之间的联系；第四个要求是平衡性，这要求企业在报告时保持亮点和非亮点的均衡，正如财报同样记录亏损一样。

    从报告表现的浅层区隔向概念内核的深层区隔延展，ESG和CSR有着“显著的区分”。

    对此诸大建举了一个例子：例如一个火电厂到周边社区种树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尽到社会责任。然而，火电厂在自身的运营当中并未改成绿色发电，没有进行绿色转化，就是说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主营业务没有关系。另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企业本身不“绿”，而去干假冒伪劣的事情，就算是“漂绿”。

    “ESG不只是简单地做点好事，还要强调从做好事中发现商业机会，规避商业风险。”诸大建认为，CSR属于doing good by doing well，意即企业在获取利润后回报社会。但是ESG属于doing well by doing good，意即通过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和痛点找到商机。

    诸大建表示，“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典籍《国语》里面讲到的‘义以生利’的内涵，这样不仅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还能让企业从中获利。”

    与此同时，他也提醒道，“如果企业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那么企业也无法从中获益。因此，这就涉及到重要性分析。”

    方向：“鼓励参与”但强调“规范性”

    据介绍，“重要性分析”这一概念由国际咨询和标准制定机构AccountAbility于2003年最早提出，强调重要性的事项分析和信息披露，不是仅仅用于企业和股东，而是用来面向主要利益相关者。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推出ESG概念后，英国石油公司（BP）、美国福特公司（Ford）和英国电信公司（BT）等很快把重要性分析矩阵引入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之中。

    “重要性分析，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管理手段，旨在寻找跟企业专长有关的社会问题。”为此，诸大建提出一个重要性分析的“象限”概念：横轴为议题对企业的重要性，越往箭头方向走，对企业就越有利，横轴的重要性分析一般由企业高管回答。纵轴为议题对社会，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越往垂直箭头方向走，对社会贡献越大。企业经营者推动议题往横轴箭头方向发展，而利益相关者推动议题往纵轴箭头方向发展。在双方的作用下，议题只有在第一象限交集和聚焦，才能同时满足双方需求。

    “找到这个交集便是编写ESG报告的前提性工作。”诸大建指出，企业ESG报告必须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从交集象限中找到最重要的议题，交代重要性分析的来源，并通过包括问卷调查、专家分析等论证手段进行分析，以及设计绩效考核标准等。

    “通过重要性分析，企业不仅能够防范社会风险，还能从中寻找商机。这也是重要性分析在ESG报告中规范化的意义。”而这正是诸大建一直强调“企业在做ESG的时候要找到实质性议题”的原因。

    2023年4月2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布真爱梦想2022年ESG报告。这也是中国公益基金会行业的首份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

    “现在国内自愿撰写ESG报告的行为值得鼓励。”诸大建以加拿大多伦多发布“城市ESG”报告为例指出，通过发展ESG，企业、社会组织或者城市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表明了环境、社会、治理方面走向综合性的发展趋势和目标受到广泛认同，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但在此过程中，“ESG报告撰写的规范性不可忽视……（真爱梦想2022年ESG报告）就缺少重要性议题的矩阵和分析。”

    系统：“ESG是制度型开放的一种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诸大建认为ESG概念提出至今，“称不上发展成熟”。

    “ESG真正火爆起来是因为2009年的金融危机，社会上下对金融机构投资方向上的严重问题和传统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式的弊病有了切肤的痛感，实践使得ESG开始被认为是合适的企业版本变迁模式。”诸大建表示，ESG的发展模式是在最近十年才通过实践证明其可行性，并被认为是有希望的企业发展方向。而在中国，ESG的火爆与发展阶段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直接有关，中国企业开始主动投入到新一波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新组织和新企业的发展浪潮中去。

    甚至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正意味着其拥有大展拳脚的机会。诸大建认为，虽然中小企业发展ESG没有受到强制要求，但是中小企业应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一方面是因为中小企业早晚都要进入到相应的企业发展周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着供应链上的联系。

    “例如，大企业发展ESG，现在要对上游供应链作为范围3进行精细化的分析。如果中小企业的ESG报告符合规范，那么其竞争力将会大大提高，也必然是要被带动发展的。”

    更重要的是，对于正处于ESG与可持续发展浪潮之上的中国而言，如何更好地拥抱ESG、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从认识上，我们应该把ESG看作制度型开放的一种表现。它就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总思路，对企业再造进行一个制度上的标准的设计。”诸大建如是表述。

    对于“制度型开放”这一概念，深圳市委党校教授袁晓江解释道：制度型开放涉及的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相对商品和要素来说，开放的层次更高、难度更大，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

    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这两项信披标准将于2024年1月1日之后的年度报告期生效。对此，诸大建表示，“这是首套全球ESG报告标准，相较于前一阶段遍地开花、五花八门的ESG标准，这意味着ESG的发展将迎来搭建共同平台和使用通用语言的新阶段。”

    “在ISSB发布的两项信息披露标准里，中国也参与其中制定规则。”诸大建着重提及这一点并解释称：ISSB是国际独立的标准制定机构，旨在融合联合国的相关准则，制定全球通行的标准，搭建统一的平台。2022年年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基金会）发布公告称计划在北京设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办公室。

    中国正在ESG标准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向推进ESG制度型开放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ESG发展同样需要建立在统一的框架上，要在与国际接轨和对话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另起炉灶、自娱自乐。”不过，诸大建也认为中国ESG发展的行业特色、地方特色或者国情特色，可以补充到统一框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