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在新年的当口想象一下，十年后，草根环保会呈现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公众真正成为自己环境的主导者。十年后，如果公众能够开始主导身边环境问题的解决，那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支撑呢？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博物学普及。一个人关心身边的环境，不是出于政策，不是出于专长，不是出于投资，而完全是由于心灵的驱动。每个地方都将会有大量的人在观察身边的自然细节——学术工具的辅助加上自然观察的坚持，当地物种的资料会由一批又一批的自然观察爱好者持续揭示和累积。

    内心热爱自然的人才可能保护自然，也才有可能悟出“生态修复”所需要的策略。这时候，法律会成为保护者非常顺手的武器。不管《环保法》修订得如何，不管“环境公益诉讼“是不是可由每个公民自由发起，只要公众充分利用目前手上已经有的法律，其实没有多少环境违法行为能逃过真正的处罚。

    现今，“新媒体”已经给公众带来了诸多新的可能。微博带来的是“环境议题公众化”的最好手段，而微信带来的是“核心关注者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的电子参谋室。我没法预料在十年之后，微博和微信之外，还会出现什么样便捷的沟通和交流工具。但至少可以判断，将没有什么环境事件能阻挡公众对其的讨论和干预，敢作敢为的环保组织和环保个体，会真正受到公众的认同和欢迎。

    十年后，我相信环保组织数量上会增多，勇敢地介入现实环境难题的案例会增多，但增长的速度肯定不如自由环保人士出现的速度快。然而，环保组织无需为这一点“劣势”而气馁，恰恰相反，环保组织的体量虽小、所能关注的议题虽少，但其一旦发作，其带动社会的力量将不可小觑。

    十年后，环保组织的使命将变得极其简单：在社会可能还不太敢发动的时候，率先发动，设计出符合公众需求的环境难题干预框架和路线，设计出一次又一次的现场活动。这样，公众的环境保护能量就会迅速地汇聚和导流，在瞬间实现对一座座环境伤害冰山的持续暖化。

    换句话说，在“难题为王，行动至上”的时代，任何逃避现实环境难题的环保组织，都将丧失生存的机会。淘汰它们的可能不是新的环保组织，而可能是更为活泼灵敏的“自由环保人士”。自由环保人士随机的聚集和表达，将让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共振。

    中国现在已经有几千家基金会，未来十年，其数量可能会飙升到上万家。但基金会的大量注册并不一定等于能给社会创新带来活力。现在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任何不与草根合作的基金会必然只能隐蔽而孤单地存在。

    当然，我热切地期待各种因环保而聚集的能量会在未来十年内得到比较好的疏导，而掌握社会资源的环保公益机构彼时则应具备三个层面的才能。一是要具备优势而明确的方法，让社会能量可以自然地匹配；二是其团队得有极大的化合能量之功力，真正做到来之能化，化之能合；第三是其与社会上其他的公益能量能够互流互通，之间有强大的渠道可以互相输送。这样，无论社会上有多少资金、人力和愿望，都能够被这些公益、环保组织在瞬间转化和引领。

    “自然大学”发起人 冯永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