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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会贤
9月19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国际化专题研讨会召开，公益组织为什么国际化、怎样国际化、困难有多少，这些问题都在讨论话题之中。
目前,在对外公益慈善方面,我国民间组织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掘。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行最介绍,原因包括政府援外资金未采购民间组织的服务、国内尚未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民间组织自身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局限等多个方面。
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走出去’，学习其他国家慈善的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还需要‘请进来’，请国外的朋友来给我们带来好的经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张伟杰则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可能会为中国公益慈善公益国际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种可行的模式。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博士 张伟杰
“一带一路”来了 公益慈善如何搭车
2013年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3月份又发布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转换为实际行动。
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五通，分别是政府沟通、民心相通、信息连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怎么促进民心相通?大项目建设周期很长，要让沿线国民众直接享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益处，开展社会公益项目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我们中国和沿线国的民众之间相互了解、增加彼此信任的渠道。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社会公益要走一个国际化的道路，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和企业还有民间组织、公众之间如何互动。像公益资金的税收减免和进关费用问题，都需要与沿线国的政府进行官方层面的协商，同时还要就一些法律法规对接问题作出安排。企业是项目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其中一部分社会责任是否可以转让给民间组织来承担完成，二者如何进行衔接，也需要考虑。还有如何让我们的公众更多地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的国际化的问题。
国际化的“中国标准”，我们讲中国社会公益慈善的国际化不是说去中国化，恰恰相反，社会公益国际化一个重要基础，是要把我们的国情作为公益国际化化的一个起点。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的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说我们的文化，讲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一个能力问题，讲大国是我们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这三者之间相互适应。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
国际参与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共商共建共享，结合“一带一路”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也是开放型的合作。在公益项目的设计、规划运营方面，不仅需要对象国的积极参与，也要请当地的民间组织参与进来，同时面向第三方，开展整个国际社会的合作，增强公益项目的国际色彩。
讲好中国公益传播的故事，以前我们也曾经在海外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但是不太善于对外讲好我们公益活动的故事，一般是只做不说或者是多做少说。对于这种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传播的便利条件，多宣传、多讲。因为这种社会公益活动一般只面向特定民众，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如何通过对外讲好我们的故事，扩大我们公益慈善的社会效果，形成公益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社会公益活动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契机，也可能会为中国公益慈善公益国际化提供很多渠道，或者是找到一种可行的模式。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王行最
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去 困难有三
从国际上来看，西方对外援助也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政府主导，1945—1979年，这个阶段所有的对外援助都是政府对政府，后来发现这种效率比较低，并且受助范围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
所以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调整了对外援助战略，逐步过渡到政府对政府加上民间对民间的过程，70年代政府援助通过民间组织执行的只有0.2%，1994年的时候上升到15%。
从1995年开始，新的理念要求海外发展援助应帮助受援国建立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负责任的政府和健康的民间组织，三者协调发展的模式。
经典的案例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回归了缅甸。美国的民间组织在2008年纳吉斯台风之后进入缅甸，通过开展卫生、教育和生计等项目，对缅甸民生现状有了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出适合缅甸民生需求的项目。2011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收集汇总所有民间组织的项目，提交到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后，由财政拨款给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USAID委托民间组织来执行。而这些民间组织执行项目汇总统计在一起，成为奥巴马总统2012年11月访缅时对外宣称的1.7亿美元援缅项目。
中国对外援助方面也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对于当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来说，在对外援助里上还是比较有局限性的，在过去的援助模式里面，更多是政府对政府，民间组织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掘。
根据新加坡世界未来基金会秘书长陆波等做的调研，目前有国际业务的社会组织仅37家，占总数的0.92%。第一个原因是政府援外的资金没有对外开放，未采购民间组织的服务，所以资金的来源受到了局限;第二，国内尚未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利于公益组织走出去;第三个是民间组织自身国际化的能力也存在局限。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
走出去，请进来，再走出去
“走出去”，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慈善的模式和经验。“请进来”，我们要请很多国外的朋友来给我们带来好的经验。这一次的慈展会来的外国机构代表和外国嘉宾在八九十人的规模，说明本次慈展会非常开放。
我大概二十年以前就开始走出去，看国外的这些公益慈善机构，特别是美国。美国有五个模式我觉得都可以搬过来，而且已经在搬了。
第一个模式搬成功了，基金会中心网，照搬美国基金会中心的模式，而且还有创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基金会的透明指数，为中国的4千多家基金会进行排名。公众根据透明度可以进行选择，谁的透明度高就支持谁。
第二个模式搬了十几二十年没有搬成的，就是美国的联合劝募、联合之路，这种模式实际上对社区公益的发展、对于企业和志愿者参与社区公益非常好。但可惜美国的联合协会没有和中方合作。但这些模式已经有一些基金在用，比如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第三是美国的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非常有活力，也是非常适合在中国落地。
第四是我一直在推动引进，美国的共同基金，70年代为慈善机构打理资产来支持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中国非常需要，因为现在中国的慈善资产光基金会就1100亿，慈善会也有1000多亿，这2000多亿的慈善资产大部分存银行，没有去投资理财，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需要一个平台帮助他们打理。
第五是美国的公益慈善的市场化、专业化分工做得非常好，有大量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提供财务、咨询、法律、筹款、战略规划、传播、公共关系、培训等服务。
我觉得这五个模式都要搬过来，最新的还有美国和英国兴起的社会投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这些模式对中国现在的公益慈善创新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也在紧追。三个月以前“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在深圳召开，这在中国也开始热起来了。
“走出去”，就是中国的慈善机构也需要走出去帮助别人。但我们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公众不理解，说中国还很穷，还很多人需要帮助，干嘛要出去帮别人?我们需要走出去，慈善没有国界，这是全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责任。中国又作为一个过去接受别人帮助的国家，现在我们有条件了，也应该这样做。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