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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高文兴
喜德县某村小，孩子们在简陋的土棚内读书
8月31日夜里，一则《索玛花基金会理事长黄老邪被捕!》(编者按：应为“索玛基金会”)的消息又引爆了公益圈，因为这个基金会开展支教活动的宝石小学就是上月初那篇赚足公众眼泪又引发一拨质疑的“最悲伤作文”的事发地。
8月31日19时49分，黄老邪的新浪微博@老邪哥哥发出一条消息，称自己“在从儿童村下山的路上，被公安抓去，并戴有手铐”，并配发了现场拍摄的数张照片。(此条微博估计由他人代发)
这个自称“黄老邪”的黄红斌，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并在其中担任要职的基金会全称为“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主要工作内容是在四川凉山州地区以支教的形式让失学儿童接受教育。
就是这样一家从事公益慈善项目，并且几天前刚引起巨大反响的基金会，最终其发起人以这样的姿态被大众所铭记，且先不论其所涉罪名是否成立，但这样的结果不免令每个人唏嘘，更让公益人士心痛。
当晚23时，四川省西昌市召开新闻通气会，确认依法拘传了黄红斌，并透露，“经西昌市森林公安局前期调查核实，黄红斌涉嫌非法买卖国有飞播林地，并违法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建设”。
7月末8月初，由于“最悲伤作文”在网络上的走红，小作者所在的宝石小学及其他索玛基金会开展支教或建设的小学自然得到了广泛关注，但也因此被查出，基金会在当地建设的名为索玛花的爱心小学(儿童村)在开办过程中，涉嫌违法买卖、占用国有林地，违法建设，非法办学，建设场地因施工造成地质灾害隐患。
涉嫌违法建筑和违法办学，这样的小学当然是留不住的。于是，在被拘传之前，黄红斌就已经被通知，索玛花爱心小学即将被拆除。几日来，黄红斌通过新浪微博和QQ空间发布数篇图文，说明学校的存在价值和历年的建设费用。显然，这样的“挣扎”并没有起到用处。
如果罪名成立，不知各位看官对黄红斌以及他的基金会作何感想?但近年来，公益圈已经有无数不争的事实结果摆在眼前：
北京，解决城市留守儿童的同心实验学校因资质等问题，皮村这个打工者社区的典范时不时成为“非法办学”的聚焦地;
河南，累计救助上百名弃婴的袁厉害因一场惨烈的火灾，自己多年的爱心变成了“非法收养”;
深圳，曾被誉为“中国民间慈善第一人”的孙国瑜因没有公募资格，旗下苦心征集的捐款变成了“非法募捐”;
……
即便我们理解草根个人或草根机构在民间做公益有多么艰辛和无奈，但从南到北、从首都到地方，无数的前车之鉴在告诫着我们这个“太不成熟”的公益圈，到底还要经历几任“黄老邪”，才能培育出一名合格的“桃花岛主”呢?
其实，“黄老邪”黄红斌已经不是第一次踩界了。
记者在号称“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论坛”天涯社区上，翻到黄红斌在2011年8月份发的一个帖子。彼时，黄红斌还没有基金会，他和另外两名志愿者成立的“凉山州索玛花支教助学联盟”刚刚成立三个月。据现在基金会的官网称，当时，他们做得更多的是“通过QQ等网络平台发动网友们筹集物资，并多次分批送到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和老乡手上”，而招募爱心人士去当地山区学校支教，仅仅开始了不久。
那年8月20日，黄红斌在QQ空间上发表日记，记录了他们在凉山州喜德县西河乡书口小学的支教情况。不料，日记的点击量过几十万，并被腾讯转载，继而被时任四川省省长看到。由于当时国家在农村大规模地实行撤点并校的政策，没有认真执行的喜德县和凉山州领导因此被批评，该学校以及喜德县所有的村小都旋即被拆除。
由于当地中心小学不具备足够的住宿和伙食条件，许多村落距离小学甚远，孩子上学需要翻山越岭，这些村小的拆除直接的影响就是孩子的失学。
5日后，黄红斌在天涯的帖子里面布满忧伤地写到：“我不知道下午会怎样，我怎样去和支教老师解释，怎样对我们曾经帮助的孩子解释，他们舍不得我们，我们也不想离开他们……我的忧伤从那里路过……”
虽然这次初尝公益受阻没有给黄红斌本人带来什么直接影响，但这种“好心办坏事”的郁闷经历应该是让他难以忘记的。
时间来到2013年7月份，有网友在黄红斌的新浪微博中回复指出，通过对黄红斌的“助学联盟”官网所发布的善款收支和结余的计算，发现有158.95万的资产去向不明;即便通过官方发布的财务公开和审计报告上的数据对比，也发现有30.73万元的收入差距。记者翻阅此后黄红斌本人的微博，并没见到他对此质疑的回应。
那么，在其他时间，黄红斌的公益路上是否还遭遇类似与国家政策法规相抵触、财务状况遭受质疑的情形，记者不想妄加揣测。但在今天，当他的公益事业已经从一个“助学联盟”升级为注册在案的“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的时候，当基金会的已建小学已近30所的时候，我们的这位“黄老邪”是不是该从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一下机构的合法性问题?
于是，今年8月，当基金会成立整一年的时候，当“黄老邪”亲手把“最悲伤作文”放到网上，感受到这种全国为之落泪的“得意感”铺天盖地涌来的时候，质疑声也悄然而至。
由于“最悲伤作文”发生地——索玛花爱心小学的兴建和扩建费高达约30万人民币，且全部来自爱心捐款，这笔巨款的具体使用开始被公众在微博上所质疑。继而，网友又质疑为“最悲伤作文”小作者所筹款项的用途被擅自改变，以及校舍的占地合理性问题。
这一次，“黄老邪”似乎是不得已，终于通过微博回了话。
8月6日，黄红斌以恳求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表示请大家“还基金会一个公道”。他首先在当天晒出为小作者柳彝(本名：木苦依伍木)发起筹款的缘由和善款去向说明;9日，又晒出索玛花爱心小学(儿童村)的预算说明;月底，又发表图文表示占用的林地根本不适合种植……
然而，一辆高速运转的列车一旦出了问题，往往是刹不住闸、转不了弯的……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注：在接受调查后，黄红斌已于9月1日晚回到家中，但据悉，警方对索玛慈善基金会所涉财务问题的调查才正式开始。)
旁观
黄红斌其人
黄红斌（老邪，右）与胡仲阳，在黄红斌开的“螺髻山户外”用品店门口
编者注：本文发于2011年7月9日，时距凉山州索玛花支教助学联盟(“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前身)成立仅两个月。
黄红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古城楼大通门外“龙字号家电维修部”的老板。说他是“老板”，其实员工也是他自己。他还和朋友一起合开一家旅游登山户外用品商店，就在家电维修部两百米开外的古城商业街上。聘有一位员工看店，生意清淡。
我在美国洛杉矶，与黄红斌远隔万水千山，素不相识。有机会认识他，并且后来在西昌见到他，缘于他所拍摄的西昌城外小凉山上的那些彝族山民的照片。
照片是黄红斌的朋友替他贴到网上的。照片里的小孩看上去衣衫褴褛，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饱经风雨，但是个个传神，一看就让我久久忘不掉。不光我有这样的感觉，网上跟贴的人很多，许多网友也同样欣赏他的摄影作品，并且对山里贫困孩子表示同情和援助之意。也有人指责他，说他就是为了发表摄影作品而已。
我有个16岁的儿子，叫胡仲阳，在洛杉矶地区一所著名的高中读三年级，成绩优秀，积极参加多项学生课外活动，被同学票选为学生会干部。暑假快要来临前，多家美国长青藤大学给他发来暑期班的通知。我和妻子给儿子选择：或者去名牌大学进修(收费自然昂贵)，或者去一个贫困地区体验生活。儿子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为了选择一个贫困地区，我一边给朋友打电话求助，一边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网上搜寻。先后给不少地方的政府扶贫办公室，贫困地区的县、乡干部和秘书，以及几所贫困地区中心校的校长和老师打过电话。探索去那里的可行性和具体前往的方法，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真正贫困的地方。
在浩瀚的资料中发现了黄红斌的照片。幸运的是，他的朋友还将黄红斌的电话列了出来。我给黄红斌打了电话。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像黄红斌那样，给我如此耐心细致的介绍和指点。比如，如何抵达西昌，如何进到没有公共交通的大山里，带些什么东西，山上没电怎么办，住在哪里，吃什么，喝怎样的水。他说话的语调平淡，没有听出一丝热情。但是，我感觉到了电话那头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热心肠。他说，他可以找朋友送我们上山。我当时没敢问他从事什么职业，除了拍照，他如何维持生活?有无家庭?
当我和儿子历经波折于2011年6月17日抵达西昌，在古城大通门外“龙字号家电维修部”见到黄红斌时，从未见过的他就像一位相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他告诉我们他所作的安排：他已经联系了山里的一位乡村老师罗文华，第二天下山来迎接我们;到了山上想住谁家都可以;山上的彝族人民虽然贫穷，但非常质朴、热情、好客;山上非常安全……后来这些我们都亲身经历了。
我和儿子慢慢知道，黄红斌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喜欢户外活动，常常独自一人或与驴友、摄影爱好者结伴登山拍照。他那狭小的家电维修部就像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联络点。
70后的黄红斌也年届四十了。他和妻子育有一对14岁双胞胎儿子。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没有其他嗜好的黄红斌，就爱户外运动和摄影。在摄影的过程中发现了大山里的彝族贫困孩子和破落的乡村学校，于是他多了一项爱好——公益。
他拍的照片放在网上，引起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人们的注意，捐助的钱物越来越多，东西都寄到黄红斌那儿。于是，黄红斌又多了事情：和几位同样充满爱心的好友，一起将物品送到山上的贫困孩子们那里。我和儿子上山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儿子下山时，他们来半路上迎接我们，又将一些新来的捐助物品送上山。
在山上期间，我们亲自看到，在黄红斌的帮助下，贫困的“孤儿奶奶”有了鞋穿，有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和油;贫困的乡村老师罗文华家的房顶上终于也盖上了瓦片，安上了太阳能灯和充电器，终于有了一匹马，可以帮助驮运捐助物品上山;大山四处山上的学校的学生都得到了外面爱心人们捐助的学习用品和衣物。这都是因为有了黄红斌这个人。
黄红斌的照片拍得好，他人也好，心善良。他不光想着帮助凉山里的贫困孩子，就在他的电器修理铺子里，他也不忘助人为乐，为此结下好人缘。有位看果园的老人，有件电器无处修理，跑到黄红斌这里。黄红斌不光给人修好，还不收老人的钱。以后老人常去看他，得知老人住处没有电，他又免费为老人安装了微型太阳能电灯。当我们从凉山下来，路经老人的果园，老人和他的妻子款待我们像家人一般。这全因为是黄红斌。
黄红斌的照片被一些杂志采用，多次获奖。他拿到的奖励，转身又用在了山里贫困的人们身上了。
在山村坚持教书22年、每月工资只有45元人民币(乡、村另补贴一年1500元)的罗文华老师告诉我们，黄红斌为了帮助他将来能够脱贫，自己掏钱买了130多棵核桃苗，送给罗老师栽种。
河南郑州一位21岁的大学毕业生李科，看到黄红斌的照片，瞒着父母辞掉城里的工作，志愿来到山村学校教书。黄红斌为他免费安装了微型太阳能灯和充电器。为了给这位义务支教的小伙子每月些微补贴，黄红斌正在筹钱。
后来，不安分的黄红斌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跟罗老师说，将来要筹钱把来洛小学破旧、黑暗、透风的泥墙危房改建，或者搬迁至另一处地方，盖新的教室和宿舍，把散布在附近山里的自都村三所学校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中心校，改善学生老师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当罗老师告诉我们这个愿景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憧憬的亮光。
黄红斌，一介平民百姓，一个个体经营者，一个因登山不休息、敢于夜晚登山而被朋友称为“老邪”的怪人，一个曾经因病而遗留下轻微半边面瘫的英俊年轻人，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哟?
(胡似刚/文)
观点
最悲伤作文将面临最悲哀结局?
索玛花爱心小学和它所处的周边环境，贫瘠荒凉
■ 文/韩青
随着“悲伤作文”，大凉山的社会问题也被放在聚光灯下讨论。凉山当地如坐针毡，这两天下发通知，要求所有支教老师持证上岗，同时限期拆除已运转三年的爱心小学。这篇作文折射出民众的贫困、政府的无能，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觉得甚为委屈——“县里所有民政政策都是落实到位的，孩子不是没人管”，凉山“也并非一些媒体臆想的那么贫穷”，越西县分管教育的陈姓副县长就对媒体直言，“最悲伤作文”对县里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他们也许不能解决这些沉疴顽疾，但至少，能解决正在曝光这些问题、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以前他们对公益支教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可能会对当地政绩有所助益，可当这些问题引发外界关注时，他们会觉得，当地的形象正因此受到损害。赶走这些志愿者，关掉这些爱心学校，也就不再是讳疾忌医，而是对症下药了。
也许有人会怪索玛基金会，你们为何不能低调行事?事实上，索玛基金会在策略上已经尽量低调。我早在7月初就在网上看到那篇作文，还特意询问基金会的“老邪哥哥”是否需要联系媒体报道，他的回答是不需要，只是将其作为支教老师的见证，无意扩散。但网络传播自有其规律，不一定合乎他们的本意。
这篇作文被新华社报道、被央视新闻1+1关注后，索玛基金会更是加强与当地的私下沟通，“保持沉默，战战兢兢，一忍再忍”，甚至不去澄清一些质疑，而是配合当地政府的说辞。但等到的结果，却是驱逐与拆除。无论这些公益人如何努力，在当地政府眼里，他们都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越西县陈副县长表示，“一些老师的做法，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对这里产生了伤害”。
公益，就是这样成为“公害”的。而这种演变，又岂止现在，又岂止凉山。比如北京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河南商丘的艾滋孤儿学校，就被指责是“无证办学”，“限期关闭”;河南兰考火灾后，“爱心妈妈”袁厉害被质疑是“非法收养”;环保人、维权人印制宣传资料，被以“非法经营”为名刑拘;女工机构“向阳花”遭多次逼迁、约谈后，被要求“依法撤销”……
从公益到公害，只在一念之间。至于索玛基金会被赶走后，缺老师怎么办，当地回应：“这是由历史的客观原因形成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县也存在。而县委县政府连续4年多，都把教师队伍的补充放在所有事业单位队伍补充的第一位进行的。”爱心学校被关停后，原来的学生怎么办，当地回应：“孩子们肯定不会没学上的，具体办法还在研究中。”
那真的只要有证就可以吗?当索玛基金会告诉校方，可以派有教师资格证的支教老师过去时，校长立刻回复：算了，还是不要来了。而陈副县长则表示：“有教师资格证的，通过县教育局依法、依规申请的，我们欢迎。”有证只是必要条件，核心条件则是要通过县教育局申请，真正的担心则是，“要是再闹出一个这样事儿来，你说我们怎么承担?”
相比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官大人们的脸面更重要。凉山州，就差在路口挂一个“公益止步、关门谢客”的横幅了。
最悲伤的作文，收获的是最悲哀的结局。这是索玛基金会面临的尴尬，也是中国公益人困境的缩影。支教老师被赶走后，即便还会有“最悲伤故事”，但至少，不会有“最悲伤作文”了，大凉山，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据NGOCN)
拆了“最悲伤作文”小学，然后呢?
■ 文/姚遥(公益人士)
看懂这一事件，还需了解更多背景。当地是一个移民村落，原本没有设计学校，距离最近的公办小学步行至少两个小时。山区低龄儿童还不具备住校的能力，步行去上小学，不仅体力跟不上，还会有安全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再大几岁以后就学。就近设置一所村小，低龄儿童可以方便就近上学。
问题又接着出来了，设置一所合规的村小，需要先将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然后做地质勘探，避免有地质隐患，再开始三通一平、绘图审图、招标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在偏远山区里，做这么小的一个建设工程，无论是跑完全部流程，还是找到有资质的施工队进入，每个环节都存在实际困难。
一方是一百多个学生需要就近入学，但政府还没有相应的计划，另一方是没有非常充足社会资源的社会热心人士，资金不足，也无力走完全部流程。这件事情，做还是不做?如果不做，法律没有被违反，一百多个学生改变生命的历程去适应现实。而黄红斌选择了往前突破一步，用了非建设用地盖校舍，招募了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志愿者参与教学，每一步都和现行法律抵触。
毫无疑问，做公益当遵循法律规约，公益组织募集的资金很多来自爱心人士，不同于个人投资，其使用当审慎至极，对社会负责，避免违法带来的公益资源浪费。但也得看到，对当地儿童而言，他们前往就近草台班子的爱心学校，而非选择较远但是正规的公办学校，这也能说明些许问题——当地政府没有充分地回应复杂情况下村民对义务教育的需求，也是这个矛盾中不应回避的一面。
这个矛盾并非只有政府回避问题或强行处理两种情况，真实的矛盾是如何方便偏远地区学生接受教育。如果以服务村民作为一切行动的核心，政府如果暂时无力解决教育问题时，可以更好地借用民间力量，或由教育部门接手善后。而更大的制度设计上，还要回应如何便于贫困地区设立村小，而非一刀切沿用落实困难的高标准。
实质上，当地政府前几年还曾给涉事小学发教材，这也相当于默认了该村落需要一所小学的事实。将其拆除了，难道要让那群孩子重归“为上学长途跋涉”的命运?爱心学校确实违反了法律规定，政府也有没尽到的义务，法律更需要保护公平的正义。如果以村里儿童的教育权为中心，法律更应促进政府和民间如何合作解决社会中被忽视的需求。对此，涉事爱心小学可以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产生的矛盾，也可以是一次村小建设改革的契机，我希望最终发生的是后者。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