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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一场由爱德基金会主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联合的亚洲减灾救灾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近十年来，亚洲地区地震、台风和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参与到救灾工作之中。自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减防灾问题也开始在我国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救灾主体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民间组织参与减灾救灾究竟该怎么做，民间救灾组织现在都在关注什么?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印度尼西亚、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几十家救灾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各自分享了自己的经验，政社互动、社区建设、女性权益等成为论坛现场讨论的关键词。
政社互动协同应对
NCCP是菲律宾较大的一家民间救灾组织，也是国际救援联盟成员。该机构负责人爱德华·桑托斯认为：“民间救援应该团结长期合作伙伴协作互动救灾。”
菲律宾属亚热带气候，是一个台风、火山灾害多发国家。2012年菲律宾曾遭遇超强台风“宝霞”侵袭，造成200多人死亡。菲律宾政府下达命令要求各省对灾情进行评估统计，上报相关信息，但这项工作最终并没有很好完成。
有着多次救灾经验的NCCP迅速启动了救灾机制，并选择和当地教会合作。教会成立专门工作团队参与了灾情评估。
“那场台风过后，政府每天发放50比索，但实际上当地受灾群体的困难远比政府统计大很多，这部分缺口只能由民间来补充。”爱德华·桑托斯表示。
由于教会在菲律宾各地存在十分普遍，使得灾情评估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而这正是NCCP选择与教会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教会在当地的特殊影响力，能够吸引很多志愿者。这些人尽管属于教会，但他们会帮助NCCP筹款并参与一些紧急工作，对NCCP的救援产生了许多帮助。
“NCCP不仅只是选择当地教会来进行合作，官方的城市救灾中心、全国救灾合作社、菲律宾红十字会和菲律宾福利部门也是NCCP合作伙伴，我们愿意与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合作，这使得NCCP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紧急救援关头哪个部门能够迅速启动响应机制就会成为我们的选择目标。”爱德华·桑托斯强调。
作为主办方的爱德基金会则觉得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与联合，将成为下一步社会组织发展的大方向。
谭华是爱德基金会的员工，早在1991年的华东水灾中，爱德基金会就通过海外募款募集了200多万美元用于抗震救灾工作，成为较早的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案例。
谭华觉得，如何为社会组织争取更大的空间，不是单个机构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诸如平均主义与公平公正的理念倡导上，社会组织应当向政府及相关部门发出自己的声音，借助政府的力量，达成理念和操作方式的转变。
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仲辉表示：“1987年至2000年间，中国社会组织整体数量不多，政府成为救灾的绝对主导，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一格局有了一定改变，面对大量涌入灾区的社会组织，政府采取了与社会组织积极互动的态势，民间组织救灾同样应该与政府进行很好的协作。”
社区建设“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是另一个在论坛中被机构提及多次的话题。
如何助人自助?NCCP希望调动灾区人民全员动员起来，让所有人都参与早救灾项目中，不管是渔民、农民还是其他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知道，怎样的做法是对灾民们最为有利的，灾民自己的利益在哪里。NCCP救灾中成立的相应机构，还可以给灾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物资，让他们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
中华仁人家园也是一家国际性的NGO组织，主要涉足灾后房屋重建项目。该机构亚太地区项目负责人赵秋婉同样表示：“灾后重建过程中很难且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灾民参与。”
据赵秋婉介绍，中华仁人家园在灾害发生后会很快投入到救灾中，房屋重建是该机构关注的重点。中华仁人家园为灾民们提供建房所需的相应物料，并与灾民协商房屋建设方案，规划合理建设路径。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最重要的是调动灾民建房的积极性，让灾民主动参与到房屋建设中来。
“让灾民参与的一个很大好处就是让其找到存在感和价值感，灾民自己动手建房不仅掌握一项建房技能，也能够在今后带动他们主动做其他重建工作，这将很好体现助人自助的理念。”赵秋婉说。
而内地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救灾项目负责人王鹏也和赵秋婉有着相同看法。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王鹏在基金会救援的项目地甘达村搞起了“社区实验”。由于当时震后甘达村灾民基本没有能力进行生产自救，王鹏通过基金会提供200万元援助甘达村，在与村民商议后买了8辆卡车成立一支运输车队跑起了运输，而经营权则完全交给该村灾民。自主经营权的下放使得灾民都很有积极性，由于运作出色，200万元原始资金产生了很大的效益，已经多次分红。
之后，该地遭遇特大雨雪天气，相邻村庄牲畜冻死率在25%左右，但甘达村基本没有牲畜死亡，就因为该村村民在雪灾之前利用卡车早已将料草拉至村内给牲畜铺垫，避免了因灾冻死。
王鹏觉得，正是前期有着灾民的积极参与，灾后社区建设才有当前的现状。但王鹏也不否认，动员灾民参与社区重建是非常难的一个环节，当初200万元给到甘达村灾民后，灾民们就因为当时为啥一定要买车搞经营而不直接将钱分发有过争论。
现在王鹏所在的基金会开启了更多社区民众的参与模式：组建了合作社，通过互联网卖猕猴桃……
心理援助和女性权益
在传统救灾动作之外，灾后心理援助和妇女权益也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
于洋是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洋心理服务中心主任，常年从事灾害心理援助的她对灾后男女间因性别差异而产生的不同需求及女性权益的维护有着较多的研究，于洋觉得女性在灾害发生后扮演了和男性同等重要的角色。
在汶川地震中，于洋对擂鼓镇进行过实地调研。她认为，灾难过后，男女不同性别之间在各方面并未有显著差异，只是在情绪表达上有所不同。男性表达负面情感的方式，往往比较内敛，不喜欢选择将这些事情说出与他人分担，另外，男性也不太愿意通过哭泣来释放情绪。而女性表达负面情感的方式比男性要多，她们会选择哭泣、逛街或与友人聊天来进行压力释放，性别差异造成情绪上差异。
NCCP的爱德华·桑托斯也觉得，菲律宾男性和女性表达情感的方式与中国差不多，NCCP要在灾后开展心理干预项目会针对不同性别人群进行操作。
而来自菲律宾的索科罗L·雷耶斯则对减灾工作中妇女参与和女性权益话题产生浓厚兴趣。
对中国妇女在减灾工作中的参与度并不了解的她，频频把一个个问题抛给了现场与会者，这也让现场频出高潮。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是可以获得土地分配的，但有些男性也选择入赘到女方家庭中，这样的方式有可能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发挥着更积极作用。”于洋说。
而中华仁人家园的赵秋婉觉得，男女虽然在性别上有所不同，但灾后体现权益的表现方式基本都是平等的，例如男性挑砖盖房，女性就可以进行后勤工作，双方相互协作。
同时，赵秋婉还称“在中国开办的小额信贷(或称“小额借贷”)项目时常都会有女性来申请，不论性别如何都将平等对待。”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