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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会贤
佛教群体是历史上最早开展慈善活动的群体之一，而在近代的动荡之中，佛教又是怎样由逐渐没落的传统过渡到现代佛教的?10月23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曾桂林在京师公益讲座上，围绕佛教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变革，讲述了近代人间佛教发端与慈善的密切关系。
内外交困下的主动变革
人间佛教在19世纪后期兴起，时值晚清，中国佛教自身趋于衰落，佛理不兴，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等都呈现凋零景象。太平天国时期，兵戈所到之处，庙宇几乎遭到毁灭性破坏，有统计，当时上海就有100多所寺庙被破坏。此外，随着殖民者炮火一同而来的还有基督教，从沿海到内地迅速扩张。西学东渐之风，使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们更容易将佛教视为旧有的封建思想糟粕。
这时期，出现了一位“文化断桥处的接引人”——杨文会，他创办了新式佛学教育机构祗洹精舍，类似现在的佛学院，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了一大批僧俗弟子，其中就有后来革新佛教的太虚。
科学、理性思想的迅速发展及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太虚开始思索佛教未来的发展命运。佛教如果想要得到长足进步，就必须摆脱没有学理性解释的固化模式。太虚提出“教理、教产、教制”革命，主张革除佛教时弊，奉行利他精神，佛化民间，达到改良社会政治风俗的目的。教产革命指的是将庙产归佛教公有，用于兴办佛教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呼吁修行并非教人出家、遁世超生，而是济世救人，佛教徒应该走出寺庙，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慈善活动，使民众都能蒙受佛法利益。教制则是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成立现代的僧伽制度。太虚的思想，指引了佛教在巨大变迁的社会中，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太虚的弟子慈航更直接地提出，教育、文化、慈善是佛教的三个救命圈，只有真正投身社会慈善事业，才能利济群生，实现佛陀普度众生的悲愿。
对庙产兴学的自卫
内外交困之下，对促成佛教改革更直接的一个冲击，是清末的庙产兴学风潮。1898年，张之洞上书奏请没收部分寺庙财产，作为兴办教育的经费，光绪帝准了。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下令禁止，但不久新政实施，地方官多以财政吃紧为由，继续将寺庙财产充公，其中免不了有劣绅恶痞趁机渔利。袁世凯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31条，仍然将佛教寺庙财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此后多年，仍不断有“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呼声，这对衰微的佛教来说正如雪上加霜。在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前，佛教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变革。
然而庙产兴学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反而成了“人间佛教”的催化剂。佛教人士的应对策略，首先是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如太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恳请暂缓法令实施，另一方面自觉应对庙产兴学之风，号召全国各寺庙主动出资举办各项公益事业。1928年之后，陆续有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总会、佛教慈善救济会、龙泉孤儿院等佛教慈善团体成立。这时候慈善可以说是佛教的一种自卫方式。
中国佛教会还拟定了《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在行政院批准后于1935年公布。这份规则中写道：各地寺庙应斟酌地方之需要，兴办民众教育、济贫救灾、育幼养老、卫生医药及其他慈善公益事业。仅1936年，就有12省的30余个分会向中国佛教会呈报所做慈善事业。由于佛教团体的竭力维护，并顺应时代发展而自觉变通，同时有国民政府公布的维护寺产训令，庙产兴学终于渐渐平息。
人间佛教着眼于中国社会动荡的现实状况，是顺应社会变迁的有力举措。它通过自身改革与调整，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成功地实现了佛教的近现代转型，以慈悲利他的精神，达到救世救国的目的。
乱世之中弘法利生
光绪27年(1901年)，常州天宁寺主持在寺内开办私塾，收留孤苦无依的孩子，这可以算作佛教兴办慈善教育的先河。民国时期，寺庙以“教”和“养”为核心主题，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投身公益、开办慈善事业。在“教”方面，民国佛教兴办慈善教育、开办慈儿院;在“养”方面救蓄鳏寡，义诊施药。
20世纪20~30年代，是寺僧兴办教育的一个高潮时期，据统计，全国仅“教”一项就有几十家多个分会兴办慈善小学及孤儿院。著名的有宁波佛教孤儿院、湖南佛教慈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等，资金除了寺产、寺庙日常的捐款、居士们的常年认捐，也向社会各界劝募，泉州开元慈儿院的发起人之一圆瑛大师，是与太虚齐名的另一位佛教领袖，亲身践行慈善公益事业，他在南洋募捐时，还组织了基金会董事会，负责保管本息，将利息分期汇给慈儿院。
除此之外，晚清民国时期连年水旱灾害、军阀混战不已，赈灾济贫、义诊施药、掩埋尸骸都是近代僧侣和居士们经常的善举。成规模的就设立伤兵医院、掩埋队等，在战争救护中，亦有不少僧众受伤或牺牲。
而从佛教宗派来看，由于各宗教理不同，在慈善方面的表现也各异，其中净土宗、禅宗在近代慈善事业中贡献最大，居士更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拓展了传统佛教慈善事业的内容，社会影响也有所扩大。
从一定意义上说，慈善是佛教弘法活动的重要手段，其特点在于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情”。对于社会而言，佛教首先必须完成利生的首要任务，救济下层社会中大量苦难的芸芸众生，在民众中重塑起佛门济世的印象;继而又要不断“弘法”，扩大人间佛教的社会影响，推动佛教的复兴与近代转型，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当代的两种变迁
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人间佛教的传承也分为两支，在大陆可以称之为赵朴初模式，台湾则是印顺模式和星云模式。
赵朴初继承和发展了前辈太虚的主要思想，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对推动大陆人间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国的佛教慈善公益组织主要分为“救济型”、“服务型”和“弘法型”三大类型，佛教公益组织功德会、同善会、基金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的活动作为“人间佛教”理念的实践形式，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人间佛教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如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就是印顺的弟子证严所创立。台湾最具“人气”的则是星云模式。蜚声海内外的“星云模式”作为“人间佛教”在台湾的有益尝试，主张将佛教从神鬼信仰回归佛陀的人文教育与关怀，由丛林走向社会。它侧重以文教弘法，将佛教文化活动与修行相结合。1988年成立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正是以此为宗，“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通过倡导文教佛法共修，以达到净化社会的理想。该基金会设立佛学院，举办佛教会议，举办公益性大学、高中职、国中小、幼儿教育机构等，在大陆也设有希望小学，同时以众生的需要出发开展慈善救济和生活化的佛法讲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