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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黎宇琳
■ 黎宇琳
神奇的2011
政策是公益行业的第一生产力
广州成了全国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
2011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公益史上最大丑闻“郭美美事件”是在那一年发生的，以微博为载体的“微公益”是从那一年兴起的，而广州吸引全国目光，突破性地开放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也是自那一年开始的。
2011年7月，其时由汪洋挂帅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份文件对广州的公益慈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任务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早发多发;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结构不尽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重管理轻服务以及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这段话节选自《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
当时，广州市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开始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转型，大力扶持民间社会组织。公益慈善行业在这一波“社会化改革”的浪潮中水涨船高。
从财政投入可以清晰地看到2011年前后产生的变化：在2011年以前，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总额一直没有突破亿元，但在2012年，投入资金达到2.95亿元，2013年增至3.3亿元。
广州义工联作为首个获准公开募捐的民间组织，尝到了改革的“头啖汤”。当时，他们筹款200万为贫困空巢老人维修房屋。后来，随着《慈善法》实施，《广州市募捐条例》退出历史舞台，广州义工联的募捐资格得而复失，一度放缓了发展的脚步。
学者胡小军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政策是公益行业的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在2011年的广州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多重利好政策的刺激下，广州成了全国公益人士的向往之地，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与广州其时发达的媒体行业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两者合力拓展了这座城市对公益慈善的想象力，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广州市民开始意识到，做公益不仅仅是扶贫济困，还可以从各个维度让世界变得更好。
媒体与公益组织是天然的盟友，其时广州的报纸、电视台对新兴的公益行业非常上心，不仅不遗余力地报道，还撸起袖子运作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其中以“南方报系”声势最大，2011年8月，南方都市报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创办号称“中国公益第一刊”的专业类公益杂志《中国财富》，同年举办“责任中国公益盛典”颁奖礼。2011~2015年间，南方报社是广州乃至华南公益界的舆论高地。
拯救白血病女童刘碧心的“全城义剪”行动堪为那段活力时光的注脚。
其时，广州一位名叫刘任能的发型师“卖艺救女”，希望有尊严地为女儿筹集医疗费。此事经权威媒体报道，社交网络交叉传播后成为公共事件。2012年2月，在电视台记者刘颖婷、网友“巴索风云”等人的推动下，近200名发型师齐聚刘碧心母校举办了一场“爱从头开始 十万火急救碧心”的义剪筹款活动，吸引了多达2800余名热心市民前来支持，现场筹款39万余元。
尽管那次义举未能拯救重病的刘碧心，却播下了公益的种子。事后，刘任能将剩余的将近10万元善款捐出，在广州青基会设立“碧心基金”以帮助更多重病的孩子。受此启发，同年7月，邓飞、王振等联合发起了有名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同年9月，广州市实施新规，把当地因病致贫的居民每人每年最高的医疗救助提至14万元。
马丁堂共识
官民对话：有序放开，有力监管VS不听任，不对抗
2011~2014年间，广州公益慈善行业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利好政策已经落地，但监管措施还没到位，不少新势力在政策的灰色地带里“野蛮生长”。当时，社会各界对大量涌现，而又形态各异的公益组织产生不小的意见分歧，对于哪些要扶持，哪些该监管，哪些应取缔，一千个人的心里，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
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对“非法社会组织”作出的行政处罚逐年增长：2012年，22宗;2013年，38宗;2014年有43宗，比2012年的翻了一倍多。
这样的分歧在2014年10月达到了顶点，其时，广州民政局在网上公布《关于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的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舆论一片哗然，一名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标题就充满了杀气。”
为了消弭紧张气氛，时任中山大学讲师的周如南以“安平公益传播基金”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官民对话”的研讨会，当时，在中山大学马丁堂，有包括人大代表、律师、记者、学者、公益从业者在内的十余位民间意见领袖等就此与广州民政局的官员展开对话。
不听任，也不对抗，与会者展现出一种少见的妥协精神。会上，时任广州市民政局宣传法规处副处长的李锐当场表示将最具争议的第三条第一款考虑予以废除;而与会的民间人士也对政府“有序放开，有力监管”的思路表示理解，媒体将之称为“马丁堂共识”。
以下是当时南方都市报社论《官民频密互动，广州能否形成“马丁堂共识”?》一文中的节选：“多元时代的中国，如何寻找官方与民间最亲密的合作切口，公益慈善领域一直被众人寄予厚望。就此而言，政经影响力略有下降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广州，却在该方面几乎具备了最为优越的条件。其原因可能在于下述几点，即拥有相对开明的官员，拥有相对敢言的媒体以及拥有相对活跃的社会组织。”
“马丁堂共识”的意义远不止于修正一个有争议的文件，其在实际上奠定了广州公益未来数年的发展基调，此后，广州公益慈善行业进入了一段各方有着微妙默契的平稳发展期，当地政府顺应国内“政社分开”的潮流，将官办慈善的业务越来越多地交给民间，一批扎根社区的公益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广州公益组织多喜欢用植物相关的元素命名，比如：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等。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接地气”是比“高大上”最重要的事情。
广州就是这么个有着浓郁市民气息的城市，好比菜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你说一块，我说五毛，最后以八角钱成交，就算吵个面红耳赤，也不妨碍双方开开心心地达成交易。事实上，广州公益慈善行业最大的共识，不在于马丁堂里的坐而论道，而在于官民双方都一致认为，公益慈善离不开民间组织，而民间组织，离不开政府扶持，准确来说，是资金上的扶持。
2013年3月，广州举办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按“政府搭台、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官方出面为民间组织募款，至2016年，为1200多个项目对接善款12亿元。2014年初，广州启动首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此后，政府拿出的资金连年“加码”，从1500万元到1850万元，2016年增至2240万元。2017年初，广州把“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建‘全国慈善之城’”写进政府工作报告，“非主流”了许多年的公益慈善自此登堂入室，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站在2017年的节点上回顾过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以来，政府始终掌控着公益慈善行业的主导权，而社会进步则取决于民间组织的成长，每当官让民进，民有法度，行业就向前发展。
官方与民间的博弈是推动公益慈善前进的核心动力——这两者的想法并不总是一致，出现分歧的时候是一次挑战，需要官民双方共同应战，一旦应战成功，进步就会出现，要是谈不拢，那就鸡飞蛋打，一拍两散，行业的发展会停滞甚至倒退。
在我们看来，“官民共治”的共识是广州公益慈善行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站在“慈善之城”的新起点上，希望他们之间能擦出更多的火花，因为，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配得上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