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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日前，多位明星因吸毒被抓的消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毒”势汹汹。根据公安部禁毒局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258万人。“登记在册”是指曾被警察抓过强制戒毒。按照吸毒人员显性与隐形比例计算，我国实际的吸毒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也就是每一百多人里就有一个“瘾君子”。而在记者采访的多名当事人看来，1000万的估量依旧保守。
另一组数据更让人瞠目：全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部省份的全年GDP。一些地方60%至80%的“两抢一盗”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全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有19.3%是注射吸毒所致……
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禁毒工作，而吸毒人员的复吸率却高达90%以上。事实告诉人们：在世界性难题面前，强制不是唯一的方法。
2011年，新《戒毒条例》颁布，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戒毒服务。国家层面寄希望通过一种更为柔和的途径消化一些问题。
新条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禁毒社区模式及禁毒社工的发展，但对于基层草根组织来说却尚未带来明显利好。注册难、无资金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他们。同时，除了专业社工或“过来人”外，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相关领域。据了解，全国关注吸毒人员的NGO不过十几家。
《公益时报》记者采访了其中三家机构的创始人。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发起了不同的项目，对于毒品以及涉毒人群有着不同的看法。
■ 公益时报记者 张木兰
故事一
张文军：帮吸毒人员办低保
由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组织的“禁毒教育高校公益联盟”项目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师生们走进强戒所的大门体验生活
张文军有钱得早，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刚出头的他就已经身家百万。作为炫富的一种手段，他开始吸食海洛因。从1992年到2005年，他一次又一次地戒毒、复吸，三次被强制戒毒，三次因吸毒被劳动教养。
第一次劳教在女儿出生前10天;第二次劳教老父亲着急上火，瘫痪了;再次从劳教所走出来的张文军暗暗发誓，绝不复吸，可7年零7个月后，他又一次被抓。那是他最后一次吸毒。“我父亲去世了，没有人通知我。我后来看见我母亲的状态，才意识到我是一个男人，我是有责任的。”
从劳教所出来，张文军为了让生活有所改变，开始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逐渐有了新的生活圈子。自己也开始反省总结：吸毒是一种病，得治。戒毒不能全靠意志，还得靠环境，靠社会、家庭、各个层面的配合和支持。
“这个群体就是这么麻烦，从接触毒品的那天开始，就给各种人带来各种麻烦。但不能因为麻烦就抛弃他们，那样麻烦就会越来越大。”张文军想让麻烦变小一点，想帮着自己和身边的人找一条好的戒毒之路。
2008年，他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为吸毒者服务的小组，取名叫“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名字寄寓看能为吸毒者提供一丝光亮和方向。那时草根组织注册还很难，找不到挂靠单位，机构没有身份，几个人就这么一边摸索着，一边往前走。
“家里人不同意我干这个，你知道吸毒的人嘴里就没真话，他们以为我又用什么方法把这些人召集到一块聚众吸毒。”
想让人理解就得干实事，张文军第一次帮人，干的是申请低保。“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吸毒的那波人都是有钱的，有头有脸的，要面子。吸毒吸得家败光了，可也得活着，这些人没地方打工，没人要，符合低保条件的也不好意思去申请，拉下脸去申请的被人臊白几句就又回来了。”
张文军后来总结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一是要了解政策，不能瞎闹;二是要坚持，不能知难而退;三是注意方式方法。一次他领着一位刚从劳教所出来的妇女去申请低保，了解情况后被办事员一句顶回来：条件不符。“我也不急，也不吵，之前文件了解过，国家针对吸毒人员有这个基本保障的政策，这女的离异，无子女，父母又不让回家住，她有婚史，就算独立家庭，父母的收入就不能跟她算一块儿，她属于无收入群体，完全符合标准。”张文军以为自己说得够清楚，没想办事员又来一句：不知道这个文件。“当时情况就已经很尴尬了，还有很多办事的看热闹，我想呛起来也不行，就开玩笑说有电脑能上网您得勤学习啊，不能图省电总关着，主席阁下也不能亲自把文件给您送来。”张文军说当天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彼此没闹僵，再跑几趟办事员也就顺其自然给办了。
后来，中心的业务又拓展到帮人申请廉租房、组织各种体育活动、社区宣讲，甚至还加了一条热线电话。有了一定影响力后开始有基金会为中心供资助。“都是境外的，包括全球基金在内，每年能有20到40万的支持经费。”
2009年7月，张文军被邀请录制《小崔说事》，讲草根组织的发展困境。一起上节目的，还有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负责人王奕鸥。那时还没人能预料，5年后，瓷娃娃早已解决了注册问题，发展成一家高知名度的公益组织，而启明星却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一直坚持到2013年初，所有的钱都花完了，中心也就剩下我一个人。”张文军介绍随着境外基金会逐渐撤离中国，中心的资金来源也逐渐萎缩。“这种项目在国内很难筹款，人一听说是帮助吸毒人员，马上就打断说不好意思。有钱帮俩孩子念书，谁乐意支持这个?我们还不能宣传，因为这个群体对于隐私的保护非常重要，不像别的公益项目，能把一个个案推出来，吸引大家关注。我走出去，只能讲我自己。也想过中心自我造血，可把吸毒的人撺一块，没等生产出啥东西呢，就被警察盯上了。”
中心的项目终止后，张文军又做起了生意。吸毒的人谁找他帮忙他还是乐意出头，他想着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把中心干起来。
故事二
戒毒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长沙，有一个由2000多名妈妈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禁毒公益组织——“长沙雨花区妈妈禁毒联盟”，接受过专业禁毒知识培训的她们活跃在社区、家庭、学校、戒毒所等场所，宣传禁毒知识、帮扶戒毒人员。创办者之一，53岁的孟繁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十年前在电视禁毒节目中看到一名与自己女儿同名同姓的戒毒孤女讲述自己不幸染毒的经历和深深忏悔，从那以后她便投身到民间公益禁毒工作中。
袁献远为自己发起的机构取了个“一针见血”的名：清醒人生。
“全称是深圳市清醒人生戒瘾家庭支持中心。3月份成立的，还在办理注册。”过去五年，袁献远一直在一家区禁毒办做禁毒社工。“先后接触过200多名吸毒人员，发现现有的禁毒服务模式有一些限制，所以想尝试家庭戒毒这一方法。我们认为吸毒者最重要的力量支持就是家庭，希望能更多发挥家属的作用，和家属一起帮助吸毒人员戒毒。”
200多人，只有8人在一年内没有复吸。
“其中有一名男性的吸毒者(以下称大哥)是深圳本地人，四十多岁，二十年前就吸食海洛因，前后吸了16年。他年轻的时候混社会，手下有一帮小弟，这帮人一起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赚了些钱。吸海洛因时，身边也有七八个小弟跟着一起吸。我接触他时，他已经在尝试戒毒了，把自己关起来，一周只喝水不吃东西。”大哥生理脱毒后，向社工寻求帮助。聊天时，他告诉袁献远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力欲望的人，非常享受带领一群人或者挣钱或者玩耍的感觉。
“了解他的个性后，我就鼓励他带着大家一起戒毒。告诉他看谁吸毒就举报谁或者让家人把人关起来，这也是一种权利的执行。另外，我还了解到他是因为母亲才下定决心戒毒的，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最后一次进戒毒所，母亲去看望他时老泪纵横，劝他不要吸了，出来后找份正经工作。后来没多久他母亲就去世了，他心里一直觉得对母亲是有承诺的。所以我就抓住他对母亲的感情和想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性格这两方面，对他进行心理干预。”
果然，袁献远的干预方法很有效，两人接触的一年半时间里，大哥一直保持操守，并成功创业。
“做个案的时候关键就是找到这个人最在意的点，心理学上叫做动机，然后入手。你会发现除了没有家人的一些个案，几乎所有人的动机都和家庭有关。如果家人能够支持他，帮助他，他就不会到家庭之外寻求一些非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
袁献远做的个案里，年龄最小的吸毒者是一位初三的女生。“已经辍学了，那么小的孩子，我接触她时，喝止咳水都有五六年，牙齿全坏掉了。小姑娘的父母做生意，很少照顾孩子，家里第一个发现她异常的是她弟弟。”这个父母亲缺位的女生，喝止咳水是因为朋友义气，她的一个好姐妹用了止咳水后停不下来，她本意是为了帮助小姐妹戒掉止咳水。她告诉小姐妹：“这有什么，我陪你一起喝，然后我们一起戒。”没想一喝也成瘾了。
听完女生的讲述，袁献远很痛心，但同时也判定：与叛逆的孩子不同，这个女生是一个心地善良，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时我再挖掘她的动机，在她的生命里什么会让她觉得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女孩特别在意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因为父母长期疏于照顾，她很渴望亲密的家庭关系。我就帮她去跟她父母沟通，让他们先客观冷静地看待她喝止咳水的这个事情，再陪伴她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告诉她的父母包括弟弟，每次都要一起陪她来社工机构，全家人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在一种安全的关系网络里，小女孩恢复得很快，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康复过程，随后开了一家美甲小店。
2014年4月，袁献远成为了一名国际戒瘾咨询师。这是我国首期戒瘾咨询师培训，同期的学员里，大都是各医院的医生。“对于吸毒者来说，复吸是很常见的状态，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以做戒毒很难有成功感。我希望能学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更清楚地了解和感知这一人群。即便他复吸了，但他对毒品、对家庭、对自己的健康包括对社会的认知有多少改变，那也是我想要的过程。”
故事三
戒毒典型远离毒品后的生活
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康复中心成立于1998年9月28日，是致力于帮助药物滥用者摆脱毒品、恢复社会功能的一个专业机构。
李芸保持操守已经11年了。对于有吸毒史的人来说，没有复吸就是“保持操守”，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来供他们衡量什么是戒毒成功。“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毒品的诱惑对于曾经吸过毒的人来说是终身的，也许只有保持操守到生命最后一刻才是真正戒毒成功。”
1998年，李芸20岁，开始沾染毒品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把市面上的毒品能用的都用了”以后，2003年9月，她被抓到了强制戒毒所。
在李芸来戒毒所之前，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刚刚从云南戴托普社区学习归来，准备成立一个类似的戒毒社区，名叫向日葵。云南戴托普是我国首家采用TC管理模式为药物滥用人员提供服务的机构，TC模式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大家庭式的集体治疗方式，通过不同阶段的不同干预手段，帮助吸毒人员重建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体系。
“03年10月，我被挑到社区用这种方法戒毒，一起被选中的有十几个人。他们会挑那些接触毒品时间比较长的，然后跟你聊，问你有没有进入社区的愿望，问你的家庭状况，判断哪些人可能会取得明显的戒毒效果，最后选进来。”
受戒毒所性质所限，向日葵社区无法全部参照TC模式给吸毒者提供特别宽松的自治空间，但取得的效果还算差强人意：十几个人坚持操守到现在的有六人——而我国吸毒人员的复吸率高达90%以上。
社区生活结束后，很难重新返校的李芸选择留在社区做志愿者。戒毒所也非常欢迎她的决定：“我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成绩，是典型。在戒毒所工作的人很郁闷的，他们常年看着一些熟悉的面孔进来出去又进来，工作很没成就感。”李芸说中国戒毒所最大的问题在于强制，而所有基于非自愿的戒毒行为都是无效的。
2007年，因为一直做志愿者不能转正，也不能开工资，李芸离开了。随后，她在禁毒教育基地做起了网站编辑，不到一年，又离开了。“这两家都是政府背景，不可能留我这种有成瘾经历的人做正式员工。所谓的前科，就是你被抓过，那你的身份证里就永远有记录，就可能随时有警察来找你。”
李芸最近一次被查是在2013年末，她到复旦大学参加一个与禁毒相关的研讨会，住在学校旁边的酒店。酒店的登记信息把她“出卖”，警察找上门来。“没找到我，就找到了会议主办方的一个教授，说要给我验尿。教授当时就急了，特别激动，跟警察吼：她已经10年没复吸了，你们这样不正常!”李芸自己反而很平静，在她看来，这件小事习以为常，没必要大动干戈。
几年前，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她因为一通电话跟爱人离了婚。“警察打电话到我公婆家，老人不知道我之前的经历，有点接受不了。虽然我前夫知道，但老人们心里有隔阂，生活就总有矛盾，没办法，只能离了。”
2008年，李芸被挖到了一家做艾滋病防治的民间组织，这是她第一次接触NGO。在戒毒所做志愿者的几年，她学了心理学，考了心理咨询师证，已经给自己明确了个人发展方向——做戒毒方面的心理咨询。“但来机构以后，眼界就开了，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2012年，积累了丰富项目执行经验的李芸决定自己单干，成立了一家成瘾问题咨询服务中心，主要以热线的方式帮助成瘾者及家属，同时做HIV检测、心理干预、转戒等工作。
“HIV检测实际上是疾控中心的活儿，但他们找不到吸毒的人，只能通过我们找。心理咨询的部分主要是我做，另外有几个志愿者阿姨，也都是心理咨询师。”李芸在今年考取了国际戒瘾咨询师证，她介绍毒品依赖的治疗过程分临床脱毒、康复巩固(含心理干预)、重返社会等几个阶段。“现在中心能做的只有心理干预部分，而很多来咨询的人还没有完成临床脱毒的过程，并且康复巩固阶段需要12—18个月，吸毒人员必须保证这段时间每个星期都和心理咨询师有沟通，这个难度很大，尤其我们是不收费的，他们可能这礼拜来下礼拜人就没了再下个礼拜又出现了，所以我们很难成体系地去帮助一个吸毒者。”
2014年9月3日，记者在位于东直门某公寓内的一家境外孵化公司里见到了李芸。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她的朋友，免费为她提供一间办公室，确切说是半间，另外半间堆满了公司的杂物。李芸说机构还没注册，没有身份募款，主要收入来源是禁毒教育基地的购买服务资金。“还不能打到我的账户上，只能和其他社工机构合作，再转账。”
“我明年想考一个社工证，把机构注册成社工事务所。一步步发展吧，我不着急。”李芸说。(应受访者要求，李芸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