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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刘本森
“ 1919年，中国第一个扶轮社(Rotary Club)在上海成立。随着在沪中外精英的加入，扶轮社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得到迅速发展，鼎盛时期全国有30多个城市成立了扶轮社。1952年，扶轮社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只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扶轮社还在活动。
然而，与其在近代中国名噪一时不符的是，扶轮社在历史的流转之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在今天好像成了大家记忆的空白。”
国际扶轮社落户上海
扶轮社在美国创立之时，美国社会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万能而缺乏互信互利。面对这种情况，一位青年律师保罗·哈里斯和他的三位伙伴希望能有一个组织让他们“重获童年时在较小城市中彼此间的友谊、情感与谅解”，于是有了扶轮社——轮流在社员事务所集会，希望在获得友谊的同时，能给社员提供学习他人的机会。
20世纪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中外贸易往来频繁，尤其是上海，因为开埠较早，租界发展繁荣，为扶轮社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1919年，美国西雅图扶轮社前社长罗杰·皮内欧到上海出差，计划成立上海扶轮社。经过磋商后，上海扶轮社于当年7月20日正式成立。
不过当时上海扶轮社的37位社员全是美国人，直到1921年，纺织大亨王正廷、银行家陈光甫相继入社，扶轮社里才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上海扶轮社成立之后，迅速成为国际扶轮社在中国的大本营。1922年与1924年，上海扶轮社还分别指导天津、北京商人成立扶轮社。
“扶轮”二字的命名取自成语“大雅扶轮”之意，即“品学经验俱佳之人共同努力创行公益之事也”。这一译名不仅字义贴切，而且点明了扶轮社创行公益、服务社会的宗旨。此外，扶轮社的社徽也是轮状的，因此可谓形神兼备。
整个20年代，上海、天津和北京的三个扶轮社中以外国人为多，他们的语言交流、文字材料都使用英文，为想要入社的中国人设下了不小的门槛，同时也不利于扶轮社开展活动、扩大影响。1936年，上海扶轮社社员邝富灼和王正廷提议在上海成立一个说中文的扶轮社，但并非组织上脱离原扶轮社。这个想法得到了国际扶轮社的许可。同年，扶轮社相关资料开始译成中文。
虽然国际扶轮社规定了原则上“每一城市中只可组织一个扶轮社”，但是如果“城市中人口若逾一百万，而城市中商业中心不止一区”，那么也可以每区组织一个扶轮社，其前提是“先得同城中其他各社之同意”。于是，1948年上海终于成立了第二个扶轮社——沪西扶轮社。该社纯粹说中文，社员也都是中国人。
民国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共成立了32个扶轮社。
精英俱乐部
扶轮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也就是商业精英俱乐部。它对社员的要求非常严苛，不仅在入社人选上非常慎重，而且对社员出席活动和道德规范也有很高的要求。
扶轮社把社员分为普通社员、额外社员、荣誉社员与退职社员四类，所有社员都要具备以下五项资格：“一、其所执之业各方面均足使本社博得声誉者;二、其商号在同业中足为领袖者;三、本人在该号中确有领导权能者;四、其名誉及品行毫不受人指摘者;五、备受社会欢迎者。”
可见扶轮社不仅重视社员的资历、财力，还非常重视社员的品行。另外，扶轮社还规定，除个别特殊情况之外，“每类职业中只有一人入选”，这样既能吸纳各种不同行业的人入社，又不会因社员众多而显得臃肿。不过正式社员可以带一个额外社员入社，前者退社后，额外社员也必须退社。最后，形成了“商界领袖为主，兼及政学两界”的格局。
彼时，外交家王正廷、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邝富灼、骨科专家牛惠生、上海市工商联高级顾问朱博泉等人先后入社，他们是上海扶轮社最重要的中国籍社员。此外，上海扶轮社官方认为其早期主要中国社员还包括：外交官顾维钧、近代民族资本家穆湘玥、西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大公报》主笔许建屏、国家运输公司经理韩玉麟和允元实业公司经理林允方等。
通过分析上海扶轮社与沪西扶轮社五十余名中国籍社员的群体特征，不难发现上海扶轮社社员呈现出明显的精英性。他们基本都是各行业的领袖和精英;正值壮年，有精力、有财力;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认同扶轮社的理念。这样一批社会精英，在实践扶轮社“服务”精神时，肯定会有独特的优势。
独具特色的公益活动
扶轮社在《国际扶轮社目的、宗旨及计划》中将其宗旨归纳为“服务”二字，并且在四大常务委员会中专设“社会服务委员会”、“国际服务委员会”作为专门负责慈善服务事业的机构，以“确尽服务社会之责任”。上海扶轮社更是将“大公无私、利人即利己”作为举办公益事业的宗旨镌刻在社徽两旁。
上海扶轮社从成立到退出大陆的33年内，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儿童资助、难民救护、医疗救助三个方面。
儿童资助方面，如资助中国盲童学校。中国盲童学校1912年由一位美国人开办，扶轮社员曾带领盲童举行户外聚会、旅游，并为盲童学校修建校舍和厨房、提供沙眼防疫知识和药品。上海扶轮社对盲童学校的资助从1919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儿童资助事业开办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是上海扶轮社的主要服务事业。
难民救护是上海扶轮社后期开展的主要活动。最初的救护始于1931年，该年扶轮社为汉口洪水受灾百姓募捐，在10分钟内募集捐款1305美元;次年，扶轮社又为战争救济捐款2100美元。1937年，上海扶轮社成立了“扶轮难民救济基金”，启动资金5万美元，其中社员自行捐款1万美元，海外扶轮社捐款4万美元。基金用于救助难民，建立露营地、为难民提供食物和住宿，此外还将捐款分发给其他城市的医院和救济组织。1940年，上海扶轮社又与上海工部局一起成立上海乞丐收容所，收容乞丐1500名，除提供衣食外，还附设学校、工场，给予乞丐教育机会和生活技能训练。
上海扶轮社的医疗救助事业始于1930年。该年，上海扶轮社将社员牛惠生的骨科医院列为1931年度重点项目，1930—1937年该院免费为部分贫苦百姓进行骨科手术。1937—1945年，扶轮社为医院和救济组织提供资金，几乎独力出资建立一家医院，购买扶轮社诊疗车并组建了流动诊疗队，并赞助了一家产科医院。1949—1951年，上海扶轮社创办的“沙眼防治所”一直免费为百姓接诊并治疗。
可以看出，上海扶轮社的公益活动有非常明显的特色：活动持续性、资金多由社员捐助、服务对象多为社会忽视之人或事，同时服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这些特点与现代公益慈善所倡导的很多特点都不谋而合。扶轮社慈善救助事业之所以能够体现以上特点，与扶轮社的国际性及其社员的精英性不无关系。
后期，由于战争、时政等原因，扶轮社停止了各地活动，到了1952年，扶轮社完全退出中国内地，只有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扶轮社还在活动。2006年，扶轮社重新进入中国大陆，成立上海、北京两个分社。目前两地的扶轮社社员也都是商业精英，他们也积极开展学生资助、医疗救助等活动，但是却很少有人再提起当年的辉煌了。
(节选自《世纪》，作者刘本森)
背景链接
扶轮社(Rotary Club)是近百年来最著名的国际商业联谊社团之一。该社自我定位为“职业界领袖人士之组合”，以“服务精神”作为“职业与社会生活上成功及快乐之母”。1905年，扶轮社创立于美国芝加哥，创始人是一个名叫保罗·哈里斯的青年律师。到1910年，扶轮社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组织并且开始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利人即利己”、“大公无私”逐渐成为扶轮社的标语，扶轮社演变成一个服务性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