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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5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高文兴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土地使用、社会保障、户籍到义务教育，在中国几乎每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中，广东这片“试验田”都要领先抢得头一把幼苗，孕育破局之势，带动全国。
观广东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早在2005年底通过的《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就已开始为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铺垫道路。而从去年7月1日起，广东全省范围内的社会组织都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再次领先于今年全国性的逐渐“松绑”。
1.先行者先解渴
注册成功至今已一年有余，但深圳公益人王金云还把他那条激情澎湃的庆祝微博置顶在头条。
王金云现在的身份是深圳市阳光下之家社会帮教服务中心的理事长，不仅如此，他还曾是全国十大法治新闻人物、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深圳十大最具爱心人物以及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者之一。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地公益圈知名度很高的人，却为其机构的合法身份盼了整整九年。“（领证书的）那一刻我满眼含泪，并亲吻了登记证书。”那条微博这样记载道。
王金云一手操办的“阳光下之家”是一个性质极其特殊的民间组织，服务于“更生人士”，通俗一点说，就是刑满释放人员。这个机构最主要的一项服务就是劝说犯罪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然而也就是因为这项业务范围没有注册允许的先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王金云把相关民政部门的门槛都给踏平了，也没有哪个领导敢给他开这个口子。
尽管“阳光下之家”的贡献有目共睹，不仅至今成功劝导了37名逃犯投案自首，还帮助安置了170多名更生人士，光每年的媒体报道叠起来的高度都甚是可观。然而，“再探讨吧”，这是他通常从领导那得到的最后一句话。
去年6月，深圳市在先前改革的基础上，再一次放宽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范围，王金云向《公益时报》记者说：“就是这次放宽让我终于得偿心愿。”
作为广东改革试点的桥头堡，深圳的“先前改革”更是早于全省的步伐，从2004年起，用4年时间放开了部分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去年的这次扩大登记范围更是让该年的直接市级组织的登记率达到了81.7%。而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组织数量也比前一年增加了13%。
广东的率先“松绑”让无数个王金云以及他们的组织尝到了初进围城的喜悦，为他们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再也不用为“找婆家”而发愁了。
2.为什么又是广东？
广东先行，这种政策倾斜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惯例。的确，在这片经历了无数改革的热土上，“创新”、“先行”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词语。但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这近十年中，每一次政策的修改都曾经举步维艰，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曾用“惊心动魄”这四个字来形容深圳当时的改革。
“很多部门拿出了上面部委的政策、法规条例来抵制，政府部门不愿意脱钩，行业协会商会也不愿意脱钩。”他说。
而广东省的改革也同样如此，若非有民政部对于“直接登记”的明确支持，最初的那份《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也很难得以通过。
除了政策放行外，在实际层面，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先行突破也是有据可依的。
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王世国这样总结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毗邻港澳，市场经济较为成熟，因此社会组织发育早、发展快、数量多。”
相比其他省市，他认为广东的社会组织民间化程度较高、职业化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对外交流合作较多、运营能力较强。
的确，在向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清除“行政化”和“垄断化”的建议之前的2010年年底，广东省的204家基金会、1405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1771家行业协会商会已经全部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职，社会组织中35岁以下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居全国首位，每年经济活动总量也超过500亿元……各项数据都表明，在宏观上，广东的社会组织从那时起就蕴含着能作为破局冲锋兵的潜质。
3.忽如一夜春风来
“松绑”政策的率先出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民间组织普遍事先没觉察到什么预兆，大部分都表示喜出望外。
时隔一年，谈起机构的成功注册，王金云的喜悦仍然溢于言表：“我认为我们能够在深圳注册，它的社会意义不亚于壹基金的成立。”
现在，“开展劝导犯罪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工作”这行字已经明确印在了机构登记证书的业务范围内，王金云指着这行字说：“这是深圳的首创。”他认为这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宽容与文明，也证明了深圳市民政部门的改革创新。
此外，“不需主管部门”，也为“阳光下之家”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便利，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来自全国，期间所对接的社会资源也遍及全国，如果主管部门只在深圳，这个机构的意义显然被大大减弱。
同样位于深圳的冯晓也几乎是于同一时间取得的登记证书，他所发起的“小鸭嘎嘎公益基金”是一家提供公益类策划、设计、推广与执行的支持性机构。由于成立之时刚好恰逢政策松绑，“小鸭嘎嘎”在注册路上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无数“先人”曾经遭遇的曲折经历。
“有人说注册两三年都下不来，我们怎么没有这个经历啊？”冯晓认为自己赶上了好时候，“我们三个月就批下来了。”
不过，他也认为，作为一家支持性机构，属于社会组织的新门类，能够毫无阻碍地注册下来，并且被允许将“小鸭嘎嘎”这样一个带有强烈品牌属性的字号放在注册名称中，这的确是不小的突破。
他还表示，深圳市接待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市行政大厅统一窗口的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如果所有公务员都像他们那样的话，那社会效率就非常高了。”无独有偶，王金云也曾特地发表微博称赞这个窗口的服务态度。
而在广州，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更是在得到民政部门主动邀请后顺利登记成功。
4.注册？给个理由先
“映诺”在广州主要关注三个领域的问题：新型社区、社区卫生和社区扶贫。在关于为什么要注册这件事上，他们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曾先后有过4个注册身份。
2007年成立伊始，与当时大多数的民间组织一样，他们选择了工商注册。2010年，为了顺利开展反肝炎歧视的项目，“映诺”千辛万苦找到了所谓的“婆家”，成立了广州市社区卫生学会这一注册机构；2012年，政策放开，民政部门主动邀请他们再以“广州市映诺公益服务促进会”的名义注册；而他们手中还有另外一个注册于香港的基金会身份。
“映诺”副总监谢海娣这样评价机构对于注册的各种努力：“首先是我们自身的发展需要，便于未来在领域中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即使消耗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要取得合法身份。其次，身份合法化也是我们资方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基金会都首选注册机构进行对接，民政部门的注册身份能够加大合作的可能性。”
问及给其他机构的建议，谢海娣认为，如今政府的限制越来越少，但对于许多资金不充足的草根组织来讲，生存压力远远大于身份合法化的需求，机构应明确当前所需关注的问题，但现今社会对于NGO群体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没有合法身份或仅以公司身份去从事公益项目，并不是长久之计。
同在广州、推动绿色出行的组织“拜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总干事陈嘉俊认为，合法身份会为组织在工作中节省大量沟通成本，同时也强调，注册登记其实是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而然的内部需求，需要用这种方式向潜在合作方告知自身的合法性。
王金云则向记者表示，注册成功意义重大，是社会对机构的认可，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认为，每个机构应首先了解自己的使命，明确工作方向，否则，盲目地注册登记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其次，要考虑到注册的基本条件是否能承担，比如办公场所和注册资金。
5.围城之题怎么破？
破局者冲破围城，拉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头炮，但显然，离凯旋还甚远，对于破局者和围城内外的人，都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民政部门之间注册标准不一。虽说不再需要主管单位，但民政部门仍然要对机构进行评估。然而，各地、各级部门的开放程度以及对于社会组织类别的判断都不一，所以仍然有不少组织未曾感受到政策的松动。就深圳来说，直接登记注册就仍不适用于教育、医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组织，这几类的社会组织登记还是需要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服务于同性恋人群的机构，以及劳工维权类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因为未被广泛地了解与接受，他们的注册之路仍然步履艰难。
其次，场地难觅。去年，“拜客”前往海珠区民政局申请注册的时候，被告知所在办公地点已被注册。迫于资金压力，许多草根组织都共用同一处办公场所，如果仅为了注册而独自承租场地，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第三，资金乏力。目前，注册一家民非仍然需要3万元的注册资金，这还不包括银行开户、验资报告等手续的费用。对于草根机构来讲，这的确是一笔很大的前期开销。而在未能获得免税资格前，机构也要面临正式注册后交税的压力。
最后，也有部分机构在注册后发现工作量陡然增大了，表示每天都要有一至几名员工被淹没在各种审批表和报表的工作当中，流程上的繁杂程度并不是所有机构的管理者都有心理准备。不过对此，今年广州市民政局也相应推出了网上登记和年检的流程，并大大简化了所需的报送材料。
虽然有许多进了围城的人开始感觉到各种不适，但反过来讲，对于各机构，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资格和条件来保证其公益事业的可持续性。王金云也赞同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公益组织，他认为做公益必须要按照法规行事，“连个固定场所都没有，这样的公益机构走不了多远，因为社会公众会对你产生不信任”。
正如时任深圳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所说：“社会组织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量良莠不齐，不加以规范会对整个社会组织形象造成影响。”
在广东的示范下，破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三味真火正呈燎原之势奔袭神州大地，围城之题的解决应指日可待。
广东社会组织改革推进大事件
●2013年8月：广州市民政局宣布社会组织可在网上登记及年检。
●2012年7月1日：除特别规定外，广东省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同时，行业协会将允许一业多会。
●2012年5月1日：广州市全面实施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2008年9月：广东省出台《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要求政府各部门将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三大类17项职能转移出去。同月，深圳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
●2006年底：深圳市组建民间组织管理局，实行行业协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管理体制，在中国最早也最彻底地实现行业协会民间化。（本报记者 高文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