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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5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6年6月，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空间，一场普通却又特殊的新书分享会在这里举行。
普通，在于它和一般的新书分享会毫无区别，有主持人、作者、读者、相关人物，在单向空间这样一个每周举办类似活动的地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然而，它又是特殊的，特殊在于这场新书分享会的主角是两位家政工大姐——来自西安的下岗工人安翠萍和济南大涧沟村的农民高云。
一方是位于北京繁华地带，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著名作家等知识分子云集的单向空间;一方是在公共空间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的家政工。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本名为《怒放的地丁花》的家政工口述史。
这是一本由乐施会发起，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西安家政工工会、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支持，记者高欣采编撰稿，20余位家政工口述，历时1年多完成的新书。从某种角度上说，安翠萍、高云也是作者之一——她们用口述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来自家政工大姐的声音
家政工，曾经的保姆，现在的月嫂、住家工、老年护理、钟点工、保洁……这是很多市民熟悉的陌生人——似乎每个人身边都有，却叫不出她们具体的名字，不知道她们内心在想些什么。
在她们还叫保姆的年代，电视上似乎还有她们的形象，舆论中还有一段时间专门讨论她们。一二十年过去了，当家政工已经超过2000万的时候，她们的声音却淹没了，一如很多的弱势人群。
她们来自哪?她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她们担心着什么?
“眼里要有活，不要雇主指一点干一点，要不怕脏不怕累。哪个雇主不喜欢爱干活儿的家政工啊!”
从济南大涧沟村出来的高云不仅坚持做了12年家政，还总结出了从事家政工作的原则：年轻雇主家好干;吃亏不吃“气”;眼里要有活;婆媳矛盾不要参与……对行业的前景她有着朴素的担忧——现在的孩子都是大学生、独生子女，以后家政这种工作，谁干啊?
“这是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孩子一哼我就起来了，有时还需要凌晨起床给产妇做饭。”
关于月嫂的高工资，安翠萍表示，看着蛮多，但身体特别累，因为要连续工作一个月，很多时候，都得一口气干到底。有着下岗经历的她，对得到尊重格外重视，她说：“通过我的努力，现在周围人都认可我了，我就有了价值。”
女主人就直接来了句：“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说：“你让我跳楼我也跳楼吗?”她一愣。我接着说：“这样，咱俩性格也不合，你把钱给我结了，我走。”
梁芸之所以离开了这一户人家，其实并不仅是因为女雇主对自己的态度，而是因为另一个家政工。女雇主怀孕了，找来月嫂后，女雇主在她面前商讨怎么用这个家政工，其间他们对月嫂的用词特别不尊重。梁芸就不同意了，说要保证人家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否则人家哪有精力来帮你。女雇主反驳了梁芸，梁芸当时没说啥，但心里很难受。后来才借故提出了离开。
“我劝所有和我有一样经历的姐妹走出来，别再困惑，别再受那些大男子主义的气。咱出来凭劳动挣钱，别受气，实在不行就不过，别再忍受了。”
遭受了20多年家庭暴力的李雪华来到北京做家政后，经历过许多雇主。在这期间，她的丈夫也来到北京打工，对她的骚扰和谩骂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李雪华的心态，却因着见了更广的世界，而慢慢改变了许多，最终她不仅提出了离婚，还将自己的家暴经历写成了小品剧本进行演出，她希望台下的姐妹不要再像自己当年那样傻。
只有四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
《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这本书收录的家政工大姐的故事与声音远不止4位，准确说共15位，而实际接受访谈的有20多位。
从2014年8月接手写作任务开始，高欣用了近1年的时间，分别在北京、西安、济南对这20多位家政工大姐进行了访谈。
“不能发表出来的口述访谈，有些是因为内容相似，有些是无效访谈，有些是尊重当事人希望低调行事的强烈意愿，而有些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高欣在序言中写道。
同意公开个人经历的大姐中，只有4位同意使用真实姓名。“她们将自己深埋心底多年的隐私和盘托出，我们也必然要尊重她们提出的这一小小请求。”高欣在序言中强调。
没有机会发声，由于种种原因有机会也不愿发出声音，这种状况普遍存在于弱势人群之中。很多公益人不得不代替她们发声，但这种发声往往并不能代表她们的真实声音。
让家政工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乐施会发起这一口述史项目的初衷。希望增进公众对家政工群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家政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发声渠道。“我们认为家政劳动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希望家政工权益有合理的保障。”乐施会城市生计项目经理王英瑜说。
对此，作为高校学者，也是一家为家政工提供服务的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的理事，唐斌尧表示：“在现实中，家政女工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屏蔽’的，她们是生活中‘沉默的’和‘失语的’一群，在公共领域难有她们发声的渠道和机会。”
唐斌尧强调：“口述历史真正发掘了她们的主位体验、意义世界，访谈者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中与这些底层贫弱女性进行生命故事分享，为双方都创造了一种对各自日常世界(如工作、家庭、性别身份等议题)进行反思的机会，这本身就具有了赋权的意义。当这些‘卑微者’的声音能被发表、传递出来，进入公共领域分享时，口述历史就成为一种行动的力量，可以形成新的公共议题，促进知识生产，改变人们固有的常识观念，甚至可具有政策意涵。”
提供支持网络的三家公益机构
家政工口述史项目设立后，如何找到愿意接受访谈的家政工成为摆在项目工作人员和高欣面前的难题。
得益于长期为家政工社群服务的基础，乐施会城市生计团队找到了北京、济南、西安三地服务家政工的社会组织——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地丁花剧社、西安家政工工会、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接受访谈的大姐大多来自这三家机构的引荐。
北京的打工妹之家成立于1994年，家政工文艺表演队是机构开展各种活动的形式之一，后来渐渐发展为地丁花剧社。社名来自家政女工刘鲜华的一首诗《地丁花》，在诗中，她把家政女工比喻为这种开在路边的小花：“自强不息，傲寒凌风，开在路边，开在石缝，开在荒野，开在春天。”
作为一家话剧社，共同的兴趣帮助地丁花剧社慢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爱文艺的家政大姐加入。剧社依靠社员的力量慢慢做大做强;社员(家政大姐)则依靠这种大家庭的温暖，逐渐乐观起来。上文中的李雪华便是如此。对家政工们来说，这里不仅是放松的场所，更是他们重获个体尊严的舞台。
得益于一个家政工支持网络的项目，西安家政工工会委员会于2004年成立，162名家政服务人员成为第一批会员，如今，家政服务人员已逾千人。之所以叫工会，与这里的家政工人很多是由下岗工人转型而来有关。工会的业务内容主要包括为大家维权、心理安慰、提供技能和法律培训等。通过工会的社群网络，家政工姐妹们互相支持着走过了十多年。
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是一家2011年注册的由高校老师发起的专业社工机构。该机构在大涧沟村设立了项目点，为村里的家政工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举办各种社群活动。“在积成社我找到了快乐，心里有了底，遇事有了主心骨，和姐妹们互相交流总是感觉活动的时间不够。”高云这样表述自己的感受。
“正是因为这些机构一方面为身边的家政女工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搭建了家政女工互助支持平台以及发声的平台，才能得到众多家政工大姐的热爱。这也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足够的信任基础和顺畅的沟通渠道。”高欣感叹道。
如何让家政工体面工作
通过乐施会、三地社会组织、高欣、家政工大姐等的共同努力，最终书稿于2016年5月正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才有了开始的新书分享会。
然而，《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的出版并不是项目的终点，让更多人听到家政工的声音，通过社区/社群服务、研究倡导、公众教育等形式推动家政工行业以及家政工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才是乐施会城市生计团队长期以坚持的目标。
选择公开出版，走公开图书发行渠道，组织新书分享会，正是希望让更多人听到家政工的声音，以促使更多人了解家政工，参与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就在新书分享会的同月，书中北京篇的主人公中已经有4位不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了。流动性、边缘化、非正规就业，对家政工来说，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她们大多是40多岁、50多岁，因为没有保险，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她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存钱养老，能够给她们提供的社会保障十分缺乏。这是政策制定者和机构以及学者需要考虑的问题。”王英瑜强调。
“等我老了，就跟现在的许多老人一样，没工作没钱，只能指望儿子。到时候，儿子有钱就给我点儿，没钱就自己过苦日子。”
这样沉重的句子，济南家政工人林凤说得轻描淡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明白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也看不到希望。
另外，目前我国大部分家政工都是通过劳务市场中直接和雇主个人联系，此类家政服务不受劳动法保障，一旦出现劳资纠纷，难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家政工的收入远低于付出，如果工作时不幸受伤，无法得到工伤赔偿，会令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
“改善家政工的生存工作状态，需要出台更多的行业扶持性政策。”唐斌尧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