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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摩拜是不是社会企业?被问到这个问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坚定地说是。
有意思的是，与他同台的4位专家3位明确表示了反对，1位表示不知道，需要了解更多。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幕发生在中国社会企业奖颁发的第二天，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分论坛——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上。此前摩拜分别入围了中国社会企业奖环境和互联网+两个奖项的评选。
如今社企年会已经落幕，纷纷扰扰之后回看，或许更能看的清楚：
无论有没有“社会企业”这一概念，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也需要更多的支持;社会企业认证可以有很多家，但需要思考为什么去认证。
“如果说建立标准的目的只是为了分猪肉，拉山头，我看这个标准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建立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引领大家，能够把这个社群建立起来，能够引领大家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争论、辩论，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郭超这样表示。
先于社会企业概念的探路者
2007年，“社会企业”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然而，在这之前，早已有这样的机构出现。
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机构，早在1996年，中和农信就开始通过无抵押小额信贷的方式支持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2008年，中和农信转制成公司化运作，但扶贫一直是公司的使命。公司坚持以贫困地区为项目首选，贷款额度一般设置在万元及以下，使贷款能为贫困农户所获得。
“我们目前在20个省，251个县开展小额信贷的工作，其中81%是给贫困县，21年以来我们放款181万笔，总额281亿元，受益的贫困人口超过400万。”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行最表示，他同时还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同心互惠则通过公益募捐及回收筹集闲置富余物资，在打工者社区开办“同心互惠公益店”义卖，从而改善打工者群体的生存状况。
“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到现在，不知道这个叫社会企业，后来人家给我们戴这个帽子，说是社会企业，我们就说叫社会企业吧。”同心互惠发起人王德志表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传播，公益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开始加入这一行列——尽管他们不一定把自己叫做社会企业。
2016年8月，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共收到了140份社企认证申请。2016年11月，由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奖则收到了183份申请。
无论有没有“社会企业”这一名词，无论对“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群人在用企业运作的方式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毋庸置疑的。
发展中的三大困境
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目标的存在，这类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公司是肯定的。正因为这一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是社会认知的问题。由于不理解，一旦机构对外宣布自己是社会企业，有公益目标，“往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出现小的问题就会被迅速放大。” 众托帮创始人乔克表示。
据徐永光介绍，厦门五齐人文职业学校是一所农民工培训机构，到2007年，已经在厦门开了40个教学点，培养了8万名农民工，很多都转型成为白领。
国内一些专家发现了这个社会企业的楷模，告诉学校创办人张芳一定要宣布学校是一个公益机构。他接受了，结果一宣布，马上陷入困境——学员不愿意交费了，原来他们愿意交三千到五千块钱来接受培训，宣布以后他们认为你做慈善，就应该免费。
其次是资金问题。“社会企业想要持续的发展，必须要商业化，不商业化的社会企业无法持续发展。”乔克强调。
“投资家在商言商，要看你到底投资回报是什么，什么时候能给我多少回报，这个是他们最关注的。”乔克表示。
但作为一个社会企业来讲，可能往往是微利的，他的社会价值有时候会高于商业价值。而投资者为了回报是会提出各种要求的。
残友集团创始人郑卫宁就遇到过投资人希望他能减少企业中残疾人的数量的要求，被他一口回绝了。
“我们之前也有其他的商业要介入，我们是不同意的，哪怕走得慢一点，我们还是不想让我们的公益变质。也是怕将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将来会带歪了，我们一直没有做。”王德志表示。
与投资者达成共识需要双方对社会企业性质与特点的不断沟通。
再次是社会企业的退出与准入问题。一方面，最开始最后社会目标的机构会不会变为纯粹的商业机构，如何保证它不变质，怎样识别它已经变质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有纯粹的企业想要转型为社会企业，又该怎样做呢?
社会企业认证进行时
要解决上述问题，无疑需要给出社会企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一定的共识，将解决很多的纷争。
“我问过很多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要有认证，就是想把自己，他认为跟不是真正做好事的企业区分开来。”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赵萌表示。
2015年，第四届中国慈展会上，中国首个民间社会企业认证办法出台，7家社会企业首次认证获得“民间执照”。其标准要求：
超过50%的收入来自于商品销售、贸易或服务项目收入，并要求章程规定机构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润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35%，并且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历。
据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创始人夏璇介绍，继2016年慈展会认证16家社会企业之后，2017年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认证100家社会企业。
同样开展社会企业认证的还有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其认定条件要求：
企业章程载明清晰的社会使命和社会目标，要长期投入资金或捐赠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或个人去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每年投入的款项不应少于当年企业净利润的50%。
6月11日刚刚颁发的中国社会企业奖以“发现中国社会企业优秀代表，寻找聚焦社会痛点的企业，树立社企行业标杆”为宗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认证。
其评选标准包括社会使命、社会影响力、商业模式、创新力、核心团队和人力资源以及可持续性。
受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委托，一个由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袁瑞军、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赵萌等组成的跨学科、跨学校的研究网络，正在对社会企业认证标准进行研究。
据赵萌介绍，他们在研究中把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盈利模式放在界定社会企业的核心位置。研究团队给出的社会企业定义是：
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组织目标;通过符合企业家精神的方式，创新性地和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同时社会目标不会轻易产生漂移的组织。既可以是社会组织也可以是商业公司，只要它符合上述对社企内涵的描述。
我反对一个标准
社会企业认证正在成为热门，那么各种各样的认证中，谁更适合来认证呢?“我反对一个标准，可以有多个标准竞争，看谁愿意走哪个标准去接受认证。”徐永光强调。
这一点也得到了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的赞同，他认为大学可以出标准，政府也可以，行业也可以。
“北京面临的问题和青海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吗?会有很大差异的，怎么可能有一个一刀切的标准呢?”顾远强调。
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则更看重中立性，“当前最紧迫的是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站在公共立场的角度上，能够兼顾市场和社会双方利益的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应该是非常多元的。”
相对于谁来认证，AHA社会创新中心主任顾远则更关注为什么要做认证。“在中国据我的观察，很多人想去获得社会企业的头衔，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不同的资源。”顾远表示。
而国外的更多是自我的价值声张、自我的身份认同，更像是一种自我约束——“我们这些人都信奉这个标准，所以把它公布出来，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你们来看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做到了。如果有其他的机构也认同这个观点，你也加入我们，我们变成一个社群。”
认证之后呢?
不管以哪个标准哪个方式认证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完全不是，对于社会企业来说，一方面要保证其机构本质不变，一方面还要促进其不断发展。
“社会企业的魅力在于他有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两个目标，鱼和熊掌都要兼得，但是具体保证这两个目标都要实现，必须有一整套的系统来辅助他，组织设计、战略规划、问责、绩效各方面都要配合。”郭超强调。
认证本身就是对这套系统的考核，或者说参加认证、参加评选就意味着要建立这套东西。据夏璇回忆，在第一届慈展会社企认证时，“第一反应”为了符合标准就特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保证分红不超过35%。
社会企业一旦拿出了这些东西就意味着随时会受到社会的监督，这将保证其本质不变。如果摩拜在申报的同时，拿出这一套系统、措施，相信就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了。
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企业的认证，机构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的。
据夏璇介绍，慈展会在进行社会企业认证后会有一系列的支持措施，他们会为认证企业提供空间、传播、能力建设、咨询、金融、沙龙等多种服务。
“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也向社会企业敞开了大门。据LGT公益创投基金投资经理李妙介绍， LGT从2007年到现在一共投资了50多个项目，规模可能是7000多万美元。
LGT对于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考量的标准主要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商业模式，它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怎么样去解决。二是可规模化，可扩张性。它的受益人群是不是可以足够得多。三是管理团队，他们对于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是不是有比较热情的追求。四是财务表现。五是影响力，广度、深度、环境效应等。
但这样的投资在社会企业领域还不多，“如果能有一个平台，一方面让投资机构能够更多的去关注社会企业，另外一方面把社会企业整合起来，我觉得会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乔克表示。
吸引了近千人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会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平台。社会企业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平台。
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荐国家政策的跟进。据袁瑞军、赵萌团队的研究，目前已经有美国、法国、英国、韩国等19个国家出台了相关认证体系及法律文本。
“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有利于发掘、连接、培育和支持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人，支持他们用各种创新的办法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作为社企论坛轮值主席，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