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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11月30日，罗尔这个名字在朋友圈被刷屏。从在公众号写文为患白血病的女儿筹集医疗费用感动众人，到被质疑是营销、有医保、有房，仅仅半天时间，剧情的翻转引发了无数的讨论。
随着各方的调查，事情的真相会逐步显露，网上的热议也将告一段落。但事情可以就此打住吗?或许我们该思考一下去做些什么。
比如说，如果有人可以核实病人及家庭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帮助，在此基础上帮助病人寻求各方资源、对接公益组织等平台展开募捐，是不是就可以避免“罗尔事件”的发生了。
让每一个公众自己去核实、去做这些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会有人专门去做这样的事吗?
小琛的故事
2016年2月23日中午11时，河北省肃宁县的6岁男孩小琛(化名)在家门口玩耍时被摩托车撞倒，造成脑干大出血、肺部严重挫伤。
当地医院无力救治，北京999急救中心派出直升机接到小琛后，立刻转送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交通事故创伤救助中心转入ICU治疗。
孩子病情危重，肇事者的问题还有待处理，家属的情绪几乎崩溃。
医院社工部的社工介入后，一方面帮助家属与医生建立及时的沟通了解ICU中治疗情况;一方面为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家属积极面对。
更重要的是，对小琛的家庭情况进行核实。经过核实，确认小琛的家庭是低保家庭，经济贫困后，经过多方努力解决了医疗费用问题。
一方面帮助家属调动身边及社会资源，建立帮扶微信群(医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家属、记者、基金会及社会爱心人士);另一方面，则通过天使妈妈基金会筹集善款，首批共筹得捐款200104.04元。
与医护人员的职责是治病不同，医务社工是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机构和社区提供专业医务社会服务，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医务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
用专业的方法评估并帮助家长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医务社工不仅可以帮助家长进行专业、合规的募款，由于长期对接各种救助资源，有时候不需要向公众募款也可以解决问题。
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社工部部长郝徐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社工部自2013年介入医院医疗救助工作以来，就对接了神华公益基金会神华爱心行动、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共铸中国心项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兴源急重症患者救护基金、浙江千训爱心慈善基金会向日葵专项基金等项目，可以从这些项目中为病人申请救助资金。
不只是募集医疗费用
评估并帮助病人募集医疗费用只是医务社工工作的一部分，医务社工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第一，链接资源。作为资源连接的纽带，以患者为中心，链接救助机构、志愿者资源等，为患者及家属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医务协调。在救治过程中，与患者及家属、救助机构、临床科室、相关行政处室协调，确保救助的顺利实施。
第三，提供服务。包括以下几方面：
1、心理慰藉：从心理等方面为病人提供服务，协助和促进患者的心理、家庭、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调适，帮助患者解决困境恢复健康。
2、家属支持：帮助家属正确认识病情及影响，调节家庭关系，缓解家庭压力等。(尤其是重症病人的家属，往往会六神无主，判断力下降。)
3、团体建设：建立病友互助团体，为病人营造“第二个”家;搭建社区支持网络，为病人奠定社区康复的基础。
4、转介服务：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病人转介给社区社工为病人提供社区服务，促进病人与社区居民的交流，降低各种疾病的复发率。
5、社区服务：通过组织活动、讲座、咨询、建立小组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
6、关怀医护：通过项目实施，缓解医护人员身心压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品质。
新生的老职业
医务社工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多，但为什么在公众的视野里却很少看见呢?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新生的老职业，而医务社工的数量还很少很少。
医务社工在中国的起源要追溯到1921年，那一年美国人蒲爱德在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开始提供医务社工服务。
建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医务社工在医院中消失了。直到2000年前后，医务社工才再次出现。
1998年，广州市残联与香港利民会合作，建立家属资源中心，开始提供医务社工服务;
2000年5月，上海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社工部成立，是大陆医疗机构中成立的第一家社工部;
2006年，天津市安定医院(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引进专业社工，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成瘾戒断、心境障碍、社区预防、志愿服务领域开展工作。
2007年深圳也开始开展医务社工服务……
与此同时，相应的行业组织也开始出现。2011年，上海市医学会医务社会工作学分会成立;2015年，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医务专委会成、广东省医务社会工作研究会成立先后成立;2016年2月17日，天津市医院协会成立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2016年11月19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
尽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但医务社工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
广东医务社工专委会调研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年7月，广州开展的医务社工项目只有17个，医务社工73人，深圳则为114人，而全广东的医务社工加起来300多人。一个可以对比的数据是，广东全省的持证社工已经近60000人。
截止到2015年底，上海有152家医疗机构试点开展医务社工，覆盖17个区县，35家三级医院，77家二级医院，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其中有独立社工机构的医院仅43家，专职医务社工仅111名(不含兼职)。
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医管局统计年报2012-2013》、《香港社会福利署统计年报2012-2013》，截止到2013年3月31日，香港共有42家医疗机构开设医务社会工作部，共有790名注册医务社会工作者，社会福利署有医务社工431名，医管局有医务社工包括学科主任(医务)359名。2012年-2013年，全港医务社会工作者共服务351186人次，处理约173000宗个案。
台湾2013年起医务社工正式成为医院设立时的必要人力，一般急性病床每100床设一名社工人员(需社工专业出身);精神急性病床、慢性病床、日间留院床每100床设一名社工人员。拥有床位300以上医院社工人员三分之一需具备社工师资格。
作为对比，“广东单个医疗机构的岗位职数配置一直都较低，2015年，深圳2.26人，东莞4.25人，中山2.3人，广州5人(红会医院)。职数的配置依据目前都没有与床位或其他要素挂钩。”广东省社工师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专委会主任委员、北达博雅社会工作资源中心理事长关冬生表示。
由此可见，内地的医务社工发展还远远不够。
医院缺乏广泛的认同
为什么医务社工的发展这样缓慢呢?原因有多种，包括理念上的、制度上的、资源上的。
目前医务社工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社工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医疗机构仍然延续以治疗为主的思路，并没有更多的介入。
“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步履较为艰难，关键因素是还没有获得医疗领域，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的广泛了解与认同。”关冬生强调。
由此导致了社工服务内容摇摆不定、医院等被动接受服务、服务进入医疗机构需花大力气和许多时间进行宣传、服务成效评估标准不一致及变化不定等问题。
这一状况随着政策的推进，有望得到改善。
200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开展医务社会工作，以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201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也提出，对学校、医院、人口计生服务机构等需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单位，要将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纳入专业技术岗位管理范围。
2012年，上海推出了《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实施意见》，2013年则将是否开展社工服务纳入到了医院评价体系中(不设立者扣分)。
需要更多资源的支持
进入医院只是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第一步，关键是还需要为开展工作提供支持，这其中最基本的是社工的人员和活动费用。
目前，医务社会工作大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展开。服务的购买方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
政府是推动医务社工发展的主要力量。据关冬生介绍，在广东，基本以民政部门为主要推动者，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作为参与者及购买者。
“我们‘医路同行‘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就是由桂城街道关爱基金、南海区人民医院共同出资，南海启创社工执行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社工工作中心的林海全表示。
除了政府主动推进以外，近两年，又出现了“资助式购买”的新形式，由社工机构根据分析社会需求，找准服务方向和服务对象，以项目的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经费，政府相关部门则用竞争的方式，公开评选中标项目和机构。
虽然政府部门在推动，但将医务社会工作的资金正式纳入财政预算的还是非常有限。医务社会工作经费的固化、恒常化仍然困扰着各相关方。
“由于医院管理体制的不同，医务社会工作经费来源就非常多样，并常常需要相关部门协商出资比例，如南海区的出资方就涉及医院、医院的行政上级部门(街道办、镇政府)、医院的行业主管部门(区卫计局)。”关冬生强调。
除了向社工机构购买医务社工服务之外，有些医院也开始设立自己的社工部，但同样存在问题。
“我们每年培养70多名社工专业毕业生，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在医院从事医务社会工作的同学只有近20人，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中华女子学院的矫杨老师表示，“流失的主要原因是：考公务员、村官和考研是最优选择，在医院做社工无法解决户口和编制。”
发展医务社会工作，需要政府之外的力量投入。目前，部分从事医疗救助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介入这项工作。
2014年，致力于先心病、白血病救助的神华爱心行动就成功申请、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医务社会工作试点项目”，在全国19家神华爱心行动项目合作医院率先尝试购买专业医务社工服务，直接受益4735人。
但是，这样的项目还很少，公众、企业等也几乎没有对医务社工项目的支持，要真正促使医务社会工作实现大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行业改革、进步，满足公众多元化、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促进和谐医患关系建设，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