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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5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小吴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11月10日上午，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场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正在展开。
“如果在中国有一家餐厅，真的是做到一点坏东西都没有，确保消费安全，这样的餐厅就应该被称为‘社会企业’，不用太多高深的表述，社会企业就看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民以食为天’，‘食’就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轮到了徐永光发言，他的措辞异常犀利。
作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这位常年活跃在公益圈的老兵，在这个场合再一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看法。和徐永光一道的还有一群共同致力于寻找中国社会企业榜样的人，他们共同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活动在当天正式启动。
这个由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发起的奖项，旨在表彰和鼓励以创新商业模式大规模、系统化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的企业。
社会企业的“靶向理论”
作为中国社会企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徐永光在不同场合习惯用他自创的“靶向理论”来解释社会企业，他觉得这样显得十分形象。
“如果一个靶上有十环，中几环算是社会企业?”徐永光问道。
浙江绿康是一家专门解决失能失智老人医养结合的老年医养院。几年前，这家医养院的性质还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成立8年来，仅推出了700个床位，再想扩大，就出现了瓶颈。由于医院的非营利性，扩大过程中难度很大，投资、机制、薪酬制度和分支机构的开办都得遵循非营利性机构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院的发展。
院方先后找过当地政府，希望合作办医，但当地政府却以医院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能给当地财政带来收入为由，拒绝了院方的要求。这一度使得绿康医院的发展受到阻碍。
2013年，一位专门投资环境、农业、养老等社会影响力项目的上海投资人看中了绿康医院的失能失智项目，找到院方准备向其注资。几次接触后，这位投资人顺利将资本落地到绿康医院，同时，根据协商这家医院的性质变成了企业。由于有了资本的进入，绿康医院的改制也十分顺利，原先总共才有的700张床位，一下子猛增至1400多张，规模扩大了，效益提升了，成本下降了，服务更好了。
目前，有投资机构对绿康医院的估值已经是2013年投资的4倍，品牌价值提升后受到资本追捧。预计两年后，床位将会达到7000多张。而这些形势向好的背后，是医院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执着，而解决养老等社会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刚需。
随着绿康医院的逐步扩张，原先将医院往外推的政府部门开始主动找院方进行合作。政府办了一些养老机构，办得不好就交给绿康院方管理，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建了养老公寓，将绿康医院请进来，展开医养结合，很快就带动了养老公寓的销售。
即便顺利转型，但院方仍然坚定地长期关注失能失智老人等社会问题，这在徐永光看来是社会企业的典型标志，不管以哪种业态存在都在解决社会问题。
徐永光用靶向理论给予了解释。“中国的企业在一个靶子图上应该是有分布的，打在0~1环，这肯定是坏企业，打在4~5环属于一般企业，8~9环属于良知企业，如果击中10环，真的算是解决社会痛点、能够激动人心的企业，这些企业就应该属于社会企业。”徐永光说，“如果一家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就应该成为社会企业。”
“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仅有上百家，但我国有20多万家民非组织，将来如转型成社会企业，那么我国社会企业数量可观。”徐永光说。
中国需要社会企业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末，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额已经达到2000多万家，五年间，注册企业数额以10%~14%的速度增长，尤其近几年，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注册企业增速提升至14.5%。这些数据的背后，一方面企业数额增加带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出现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空气污染、雾霾天数增多，牺牲环境为代价催生经济发展。
对环境的破坏，这可能是发展过程中伴随发展而生的一条路径。而在英国伦敦也经历过一轮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过程，当下的中国意识到不能再走英国的老路，必须着眼社会影响领域建设。
作为这次寻找中国社会企业的联合主办方，正和岛投资总裁陈里对社会企业有着充分的认识。陈里说：“之所以要在这里倡导社会企业，这是在整个社会和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强调这种社会价值发展，构建一种新的商业文明，这就必须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考虑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人文世界，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初衷。”
正是因为这样，作为主办方，陈里希望倡导和推动更多的纯粹的企业，能够成为社会的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如何成为，陈里觉得，这就需要有标准。
“我们光倡导还是不行的，需要有评价，评价和制定标准的过程中，绝不以交易来影响评价和标准。所以，我们目标很明确，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制定严格的标准，要符合我们真正的社会企业的定义，这是给中国社会企业颁奖的初衷。”陈里说。
“用榜样的力量来践行和倡导更多的企业成为社会企业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个社会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成为社会企业。”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社会企业奖执行委员会主任彭艳妮表示：“今年第一次，根据不同的类别设立了10个大奖，包括年度社会企业奖、年度社会投资奖、年度青年社会企业家奖、年度港澳台社企奖等4个综合奖，和教育培训及就业领域奖、互联网+奖、环境能源及生态农业领域奖、养老健康领域奖、产业扶贫奖、金融领域奖等6个行业奖。参评企业必须要在规模化、系统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在商业模式的创新，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可持续上面，都要有突出的表现才行。”
社会企业融资难
2012年，正和岛成立，陈里任该机构投资总裁。两年后，正和岛推出了一支投资基金，投资偏好关注社会企业，在陈里看来投向社会企业才是正和岛投资基金成立的最初目的，而社会企业融资是否困难，关键要看社会企业属性究竟具备多少。
“我们投的所有项目，必须兼具两个效益。一是社会效益、二是经济效益。这两者看是对立和矛盾的关系，实则不然，并不是说有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难以凸显，没准你的社会效益还比一般纯粹企业空间会更大，因为你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痛点，是市场的真需求。只要把它作为发展目标，并且成为你的产品，你的社会企业空间一定会很大，融资也相对容易。”陈里说，“当初，成立正和岛投资基金就想着，市面上有着上万家基金，多一个、少一个并无差别，但专门针对社会企业投资的目前并不多见，这也正好符合正和岛成立之时的目标、愿景和属性。”
有人会想到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用一种简单的财务指标来比较，会认为，社会企业可能融资或盈利能力差一些，其实并不然。
“如果是社会企业就应该真正践行社会企业的标准，不能头上戴着社会企业帽子，从事的却是一般企业的目标，这应该是统一和谐共生的关系。”陈里觉得，“社会企业一定比纯粹的企业，不管是从财务角度还是社会问题角度，都应该市场要大得多，因为这些都是社会继续解决的刚性需求。”
而对于社会企业的融资状况，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联盟理事长林风觉得，融资难不光只有社会企业，普通中小企业都面临这一问题，而首先需要弄清楚对社会企业认识的问题。
“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做很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一定会是相对应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都会存在。但解决问题的社会企业我们可以尽量去控制它的负外部性，在做好事的同时，我们不能制造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林风说，“如果全社会有了这种共同认知，接下来公众的投资就会有选择性，尽量多地投向社会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光解决了融资难，也解决了投资难，实际上是社会进入了一个更良性循环的方式。”
社会企业案例
案例一：老爸评测
杭州人魏文峰，浙江大学毕业，早期在海关做检测工作，后来兴办公司，年薪百万。因为工作职业的关系，他突然间发现给女儿包书皮的封面有毒、有致癌物质，此后，魏文峰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比如，毒食品、毒跑道等各种材料，并把这个甄别的结果曝光到网上，最后出了名，很多消费者都觉得测试很靠谱，基本成了魏文峰测出哪个是能用的，消费者就买哪个。目前，魏文峰已经组建成20多人的团队，专门检测孩子们的必备品等物件。很多产品经过他的测评，公布了成本价，有的消费者甚至愿意花高价去购买魏文峰测试的某款产品，因为相信。这实际上也是解决了社会问题。
案例二：100人组团的素食馆
浙江省嘉兴市下辖的海宁市，100个当地的小老板，每人拿出1万元，筹集100万办了一个素食馆，一经开张，门口天天排队。小老板们说，这种模式是在做公益教育，利润拿出来要做公益。每个食客来此用餐，小老板都会告诉他们这个餐厅集资公益的故事，食客们也受教育，用完餐后都会捐赠一定数额做公益，每顿饭可能就百分之几是捐款，消费即慈善。目前，该模式已经得到复制，通过食用一顿餐食引发公众公益，这就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