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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受成的争与不争

2015-03-0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编者按

2004年初,《公益时报》中国慈善榜在国内首次出现,不仅仅是为了拿出一张令公众信服的榜单,更是要探寻榜单背后的企业家精神和价值观。

2015年,中国慈善榜进入第十二个年头。它所见证的不只是一次次捐赠数额的增长,也是国内慈善理念、公益运行机制、企业家慈善态度的日益成熟。

即日起,《公益时报》将对历届慈善家进行回访,记录他们的故事、分享慈善的理念。

 

  
人物档案

杨受成,香港企业家、慈善家,英皇集团主席,先后成立三个慈善基金,分别为“新报慈善基金”、“英皇慈善基金”及“杨受成慈善基金”,推动香港及国内教育、医疗、文化、社区、环保、扶贫、扶幼及扶老等工作。2012年,杨受成邀请陶杰为其撰写自传《杨受成:争气》,自传所有收入扣除成本,全数捐赠公益组织。

  

从香港岛湾仔轩尼诗道的英皇集团大厦总部顶层,可以远远望见对岸的九龙。

少年时的杨受成酷爱足球,经常从母亲那里领得一块钱,花5分钱从九龙坐渡轮到湾仔码头,再步行到跑马地附近的香港大球场花6毛钱看球,再到湾仔街市花3毛钱吃一碗小份云吞面。剩下的5分钱,刚好够回程的船票。

“如果那5分钱掉了,我就得游泳回九龙了。”杨受成回忆起那段岁月,仍然觉得朴素的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虽然他现在能在酒店里随随便便开一支万元的酒。

“杨受成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细看人海波澜幻化的虹彩,色相万般,一条大路,700万香港人,其实就是如此走过来的。”由著名作家陶杰执笔、香港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口述的自传《争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奋斗圣经。

对于争气,杨受成对年轻人说:“香港精神就是争气,不要期望一下子就大富大贵,比李嘉诚还有钱,而是要一步一步走上去,就算失败、遇到困难、被老板骂,甚至炒鱿鱼,都不要放弃,也不应认输,要不屈不挠,跌倒就要站起来。”

与“争”相比,积累财富后的杨受成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重——不争。做慈善、做公益,大把大把地散财,不争名、不争利。杨受成曾多次向陶杰表达过自己的财富观:“人之一世,能够吃的、穿的都有限度。不管你的钞票有多厚,一个人的生理享受是有限的,最多能够花掉一打钞票最上面的那几张。”

 

英皇孤老善养服务是英皇集团与无国界社工合作于湖北武汉推行的一项先导性善终服务,至今已超过7年。

“我想帮助可能没有明天的人”

“感谢你的爱心善举,为河北的老年人带来了幸福快乐!”在杨受成(中国·顺平)关爱老年中心开业典礼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与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亲切握手,同时表达了对杨受成慈心善举的赞赏。

“我现在有20%的时间做慈善事业。一般来说,慈善业会青睐孤儿,但我想做的慈善是帮一些可能没有明天的人,他们只有6个月、1年就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回报我的机会,但他们在人生最后的12个月,没有钱看医生、没钱买药,这就是我想做的慈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慈善事业。”杨受成曾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杨受成对中国老年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几年前,当和一个朋友聊天时得知中国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资助、老年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杨受成立即叫秘书记下了一些地名和数字。2011年5月,杨受成专程到湖北省慈善总会详细了解全省孤寡老人情况,并当即捐出500万元,以解决当地孤寡老人的困难,并由此开始持续地支持河北保定的多项养老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他表示:“中国的老人善终服务尚在起步阶段,今后我将继续关注这方面的社会服务。”

杨受成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我生在香港,但根在大陆,心连祖国,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我会继续支持中国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同时还要利用我身在香港的条件,大力促进内地与香港两地的交流,互补长短,加快香港的稳定和发展。”

“他有一个慈善哲学,就是捐助穷困孩子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但是在帮助即将离世的老人方面,捐钱的人不多。他觉得这个群体更需要帮助。做锦上添花式慈善的企业家不在少数,但在终点送一程,做雪中送炭式慈善的企业家还为数不多。”陶杰这样评价。

在杨受成看来,这其实并非什么“哲学”,只是自己从小就树立了一个信念,“将来得到福报是因为自己付出得多。”“我觉得,人要获得福报,就要多积福。我小时候是个穷孩子,我喜欢有钱,人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就不会努力奋斗去挣钱。但是赚了钱之后,你一定要把一部分财富拿出来共享。”

虽然身体健朗,但杨受成早已立下遗嘱,决定百年后拿出部分财富奉献社会。对于很多人忌讳提及的“死亡”话题,杨受成却显得异常淡定,“没有一个人能活千岁万岁,每个人最后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父母教诲:讲情重义

“杨受成的慈善与香港深厚的慈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人情味、礼尚往来、兄弟之恩、君臣之道’等因素都大有关系。”陶杰分析道。

老友成龙与杨受成更是情同手足,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龙一个电话,让杨受成和他一起捐款,他二话不说打了500万现金到成龙账上,成龙自己再拿出500万,一并捐给灾区。

“在香港这个吃喝销金、人心复杂的地方,我的处世之道,是韩愈的古训:‘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之友。’”杨受成说。

杨受成是潮州移民第二代,生于香港,从小在父亲的钟表行“成安记”铺里长大。养成这样的人生观,父母影响至深。

“母亲善良、智慧、坚毅而又伟大,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人。她勤俭持家,为了家庭和谐,一直以大局为重,从心底关爱整个家族,时时教诲我们:对同父异母的弟兄姐妹必须敬爱融和,不分你我,团结共守杨家大业,绝不可勾心斗角。她的诲训,我们家族之间一直秉承守护,团结一心,这是母亲对我,以及整个家族的最大影响。”提及母亲的教诲,杨受成记忆犹新。“尤其她的大量,对人胸襟好阔。她虽然读书不多,性格却很豁达,容易原谅人,不记仇,人家对她不好,她都会息事宁人,跟我说:阿仔,算啦。”

而父亲则教诲他许多人生大道理:做人要讲信用、重情义、尊重别人,交朋友要一视同仁。“是有钱人也好,穷人也好,江湖人士也好,大慈善家也好,我们都不可以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而攀附和看轻人家。大富大贵的人可能是奸的,江湖人士也可能是仗义之士,人往往不可以貌相。”

在外人看来,杨受成挣下几十亿美金异常轻松,近乎传奇,杨受成却认为,“我们当年挣钱是不容易的。现在世界比较文明了,很多事情都规范了。”他对富二代的未来处境颇为担心,“他们没有经过大的考验,没有穷过,将来可能面临困难。”

“再不写便会太迟”

杨受成财富观、慈善观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一部香港慈善文化和传统的变迁史。

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实行地税制,延续至今。1949年大陆解放后,突然有约100万人口涌入香港。1960年代的大跃进,很多内地人为求生存,大量涌入香港,人口再次膨胀100万。彼时的大英帝国已然没落,无力对急剧膨胀的香港人口提供更多财政支持,情急之下想出给香港富商们在新界提供土地,帮助盖厂房,鼓励他们雇佣来自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玩具、塑料花,然后由港府帮助出口至西方。很多富商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随即这些富商们也拿出了部分财富做慈善,以感激港府的低税制。

“最近十几年,发觉自己记忆力开始衰退,怕年纪越大,会把很多往事都忘掉。而见证我一生经历的母亲几年前病逝,只有她可证实我如何遭高利贷追债,典当手表等往事。很多好朋友,我人生的有力证人陆续离世,再不写便会太迟。”在邀请陶杰执笔时,陶杰也提出了要求:“一可以审稿,不可以改稿;二内容要句句属实,包括负面的事情。”双方一拍即合。

陶杰认为,在这个幻变的时代,“勤奋、拼搏、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应该被重新定义,这种“新香港精神”还应该增加一项“给予”。而杨受成就符合这样的定义。杨受成在做出捐赠决定之前,会考察捐赠对象的工作态度,如果他觉得受捐方的能力、做事态度皆符合自己的标准,他定会一再支持对方,且会主动做出一些捐赠承诺。

因写作杨受成传记的需要,陶杰曾拜访过20余位杨受成的亲朋,其中包括李嘉诚、郑裕彤等香港商业大亨。“这些人都毫无例外地,对杨受成的善行义举赞不绝口。这跟杨受成讲义气的天性有关。”陶杰说。

及至今日,杨受成对内地的捐赠已达几亿港币,他坦言自己“捐得越多,生意就越顺。心里也很舒服,很踏实”。若干年后,杨受成想得到世人的如此评价:杨受成这个人疏财仗义、对朋友有情有义、豪爽正气。“我希望是这样。”杨受成说。